对证据与证据事实的探讨

———昌图县人民检察院起诉科 孙百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起诉、审判标准的要求，在处理案件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实践中，如何才能掌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呢，这就需要我们要明确证据与证据事实之间逻辑关系。在实践中，可把事实分为证据事实、犯罪事实，证据事实是指根据所获得的证据来认定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以证据的存在及各证据之间的合理逻辑关系为前提的。证据事实是通过各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得出唯一的结论。犯罪事实是证据事实的一种，是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犯罪构成要件总和的事实。
一、认定的证据事实是否具备犯罪的主客观要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并把证据分为七种类型。如果以证据事实对证据的要求化分，可分为必要证据、充分证据。所谓必要证据，是指在认定犯罪事实当中必不可少的证据。所谓充分证据是指能够充分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对这些证据具体怎么划分呢？最基本的方法是以罪名的定义或其构成要件为划分依据，直接证明罪名定义条件或其构成要件的证据为必要证据，其他起连带附注作用的并能充分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是充分证据。例如强奸罪，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从这个定义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违背妇女意志，第二是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这就需要二方面的必要证据，第一要有证明违背妇女意志的必要证据，第二还要有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与妇女发生性交行为的必要证据。一般来讲，被害人的指控就能够证明上述二个条件，因此被害人陈述就是认定强奸罪事实的必要证据。其他的例如精斑鉴定、被害人被扯坏的衣物以及被害人被施以暴力时造成人身伤害的鉴定或照片等等，这些都能充分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为充分证据。因此，要想明确犯罪事实，首先要根据所办的案件类型确定需要哪些必要的证据，是否获取。同时还应掌握还有哪些充分证据。因此对犯罪事实的认定，首先要看必要证据是否具备，如果缺少，则为证据不足，因此所谓证据不足应理解为必要的证据不足。例如常某多起受贿案中，其中有一起是这样的，常某在任某县种子公司经理期间，在其长子上大学招待时，其所在单位下属的制种基地某村为了与常搞好关系，以其儿子上学随礼为由给常人民币二千元。本案当中，常对收受财物供认，有行贿人证实，行贿人证实给常钱的目的是因为常当种子公司经理，想与其处好关系，以便在以后的工作当中给予照顾。受贿罪的定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根据其定义看如果定常某受贿罪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应有证据证明其是国家工作人员，第二应有证据证明其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第三应有证据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第一条和第二条均有证据证明，而第三条无证据，因此本案定受贿罪，属证据不足。所以处理案件中，对必要证据，缺一不可，对于案件当中涉及到的充分证据，尽量全部获取，但因条件及时间的限制，虽然不能全部提取，根据具体案件的要求，一般也可以认定。例如杀人作案的凶器，虽然被犯罪嫌疑人消毁获下落不明而无法提取的，但不一定影响对案件的定罪。
二、各证据之间要形成证据链条，不能脱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这条就要求证据之间要形成链条，才能达到情节清楚，否则为事实不清。例如赵某、张某诈骗案，二000年二月末，A县的高某有二万条麻袋欲出售，与本县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取得联系，张表示能帮助高将麻袋卖掉。张某到B县找到其朋友马某（在逃），张又通过马某与B县的犯罪嫌疑人赵某相识。赵某以B县某库名义购买麻袋。同时赵某便将麻袋以每条2.80元约定卖给了B县白某。并与白某与B县粮库取得联系，将麻袋暂存该粮库。以骗高将麻袋卖到该粮库。并商定赵某充当粮库的“刘国华”副主任，与高立明进行交易。并预谋先给高3万元人民币，余款赊欠为由，非法占有。张某返回A县对高立明说：“麻袋给你卖了，卖到开原粮库，每条4.20元。但钱不能马上全部给你，有一部分款得等一段时间。”高同意。高某雇车将其二万条麻袋如约运至开原第三粮库，张某将赵某介绍给高某称犯罪嫌疑人赵某是粮库“刘国华”副主任，高相信后，将麻袋卸到开原第三粮库。赵某便充当粮库“刘国华”副主任，在开原粮库院内，当场给高立明现金3万元，同时赵某给高以“B县金城粮库”的名义打一张欠条，写清欠款5.4万元于2000年7月1日前还清。直至2000年7月1日，高立明见自己的款没还，知道上当受骗，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将赵某、张某抓获，马某外逃。被害人高某指控是张某联系卖的麻袋，又是张某向其介绍赵是粮库的副主任，所以才相信把麻袋卖给粮库，使自己受骗。同案赵某指控张某也参与合谋行骗。张某辩解，其与赵某相识是通过在逃犯马某认识的，虽然把赵某向被害人介绍说是粮库的刘副主任，是听马某向本人也是这么介绍的。张某称自己也是被马某所骗，自己并未参与诈骗行为。根据本案证据情况看，张某与赵某结识合谋行骗中，无在逃犯马某的证实，证据间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属证据脱节，事实不清。马某不到案，则难以认定张是否参与诈骗。因此对认定张某犯有诈骗罪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对案件的证据之间的矛盾要深入分析
按常理讲，作为定案的证据之间是不应存在矛盾的。但是由于证据的收集受时间、空间、技术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任何形式的证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由于每个人的感受、判断、记忆力和复述能力以及所处的位置的不同，每个人如实反映案件事实的程度也不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用以定案的证据并不一定是完全属实的。在诸多的证据当中应采信什么样的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可以忽略，在办理案件中要深入研究，灵活掌握。一般来讲，受人为因素影响小的证据应优于受人为因素干扰可能性大的证据。例如贪污、职务侵占等的犯罪的书证及其他犯罪的视听资料等，这些证据能直观反映犯罪事实真相，受干扰程度相对较小，应优先采信。如果依证人证言认定事实，而书证或视听资料与其矛盾，这种矛盾为实质性的矛盾。例如李军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军当时是卖服装的，在1998年3月份，看到玉米种子销售较好，想销售玉米种子，但自己的资金都用在了服装上，无资金经营种子，李便与某种子公司商谈以自己十九包服装作抵押要赊欠种子五千斤， 该公司当时执意要三十包作抵押。由于李没那么多服装，便用破麻袋、棉被等物，又作了十一包假服装，共计三十包，给种子公司作抵押，赊欠种子五千斤，价值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又与种子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当年五月一日前还清所赊欠的种子款，如到期不能还清，服装归种子公司处理。李军在将种子销售时，由于买主都是赊欠，故资金不能按期收回。到五月一日，种子公司因李军未按合同规定付款，便将李的服装包打开处理，发现服装包装内有假，便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当场对所有的服装进行拍照，并作了提取笔录。通过证人证言及提取笔录均证实李的三十包服装当中十一包是真的，十九包是假的。根据十一包的价值与李军赊欠的种子价值之差，其数额构成诈骗罪。但李军辩解三十包服装当中，十九包是真的，十一包是假的。以其十九包真的服装价值超出种子款，自己不构成诈骗罪。通过证人证言及供述看，证人证言及提取笔录的证实认定有罪是充分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孤立的，根据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应定诈骗罪。但通过现场照片上可查出三十包当中有十一包是假的，十九包是真的。与认定有罪的证据具有实质性矛盾，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三款（三）项规定的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不符合起诉条件。因此对本案作了不起诉决定。有些案件的证据，从表面看似乎相矛盾，这就要看证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对事实观查的角度来确定证明效力。例如李某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到某酒店喝酒时，与坐陪小姐单独在包房内，李某提出要与该小姐发生性关系，遭到该小姐的拒绝后，李置该小姐的的呼救与反抗于不顾，强行将其奸淫。被害人指控自已曾反抗并呼救，犯罪嫌疑人李某辩解该小姐是自愿的，并未反抗及呼救。而该包房的服务生证实自己一直在包房门口站候，并未听到包房里面有呼救声。显然该服务生的证言是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致，与认定有罪的该小姐的证言相矛盾。那么能否将该服务生的证言作为无罪证据使用而不能认定有罪呢？这就要对服务生的证据进行分析。第一、发案地所处的环境是酒店，大家都知道，酒店是歌声噪杂的地方，环境的声音对他人呼喊声能否淹没不能确定。第二、该小姐呼喊的声音大小能否传出门外不能确定。第三、该服务生的听力如何不能确定。第四、从该服务生的身份看，为不影响酒店的声誉，其能否如实出证，也不能确定。所以对服务生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无罪的依据。
在办理案件时，对证据的审查不仅要对有罪的证据进行分析，也要对无罪的证据进行研究，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实质性的矛盾，还要注意证据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过分强调证据的绝对性，势必会增加执行的难度，甚至有时会放纵了罪犯。如果过分强调证据的相对性，就会造成执法不严，可能会使冤案、错案的发生。因此要综合案件所有的必要证据及充分证据进行研究，做到不枉不纵。
四、对证据获得的合法性要有正确的看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根据这条规定，如果证据不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或者是以刑讯逼供等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这就要对证据本身进行分析，如果证据本身是真实可靠的，且又有其他证据相辅，在审查起诉时，可对上述证据进行核实后，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是孤立的，则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例如对盗窃犯的审讯时，使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使被讯问者交待了盗窃的地点及赃物的去向。而按照被讯问人所交待的盗窃地点找到了失主，又按其交待的赃物的去向提取了赃物，那么他的供述就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上，在处理案件中，应根据证据得出证据事实，再由证据事实判断是否为犯罪事实，尽而作为定案的依据。这就是本人对证据与证据事实的粗浅看法，有不当之处，请予指教。

论民族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李占荣


民族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民族经济立法各环节的根本性准则。它是民族经济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表现，反映着立法者价值取向和法律意识以及受民族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程度。
一、 民族经济立法的含义
从语源看，立法在古典文献中已经存在：“《商君》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汉书•刑法志》云：‘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也集中印证了立法的客观历史存在。当然，古代的立法与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内容不尽相同，但绝不能说古代无立法②。对于立法的内涵，当代法学界仍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活动”③。“第四，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④。这些定义之间并无大的差异，都把立法看作是一种活动，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符合立法的实际情况的。
民族经济立法是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立法的具体类别和形式，它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活动。这个概念体现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如下特征：从主体看，民族经济立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中央立法机关，而且包括地方立法机关，中央立法机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主要包括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只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才能制定出具有不同效力层次的民族经济法，来调整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民族经济关系。从职权看，享有民族经济立法权的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不能任意行使该项权力，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民族经济立法。依照法定的职权进行立法，说明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而且只能采取特定的立法形式和法律渊源，该立法的成果只能反映和调整特定的民族经济关系。例如地方立法机关只能制定本地区的民族经济法规，而不能制定民族经济基本法律，并且该法规只能在本区域实施。民族经济立法依据一定程序进行，一方面是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民族经济立法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的要求。从内容看，民族经济立法是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专门活动。所谓立法技术就是立法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和操作技巧，立法技术不但包含着立法经验的总结，而且包含着对法的结构规则的合乎科学的营造。良好的立法技术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重要保证。
民族经济立法既是民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立法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学科母体的二重性决定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应当遵循立法法、民族立法和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而总结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原则。
二、民族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原则
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主题。立法的合法性因立法从逻辑上优位于执法和司法、守法的特点而具有优先意义。民族经济立法是民族经济法实践的初始环节，其合法性原则要求：第一，民族经济立法权合法化。民族经济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每一项权力诸如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公布权的归属和界限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它反映着立法权受制约的状态，即一方面接受各民族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它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不合法的立法权力的行使，都会得到法律制止。第二，民族经济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它表明：民族经济立法的内容首先要符合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与规定的任何立法均为违宪法立法，是无效的立法，应当承担违宪责任。同时，各民族经济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应当注意本立法所依据的法律以及本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立法相悖，否则便是无效的民族经济立法，这也是法制统一性的客观要求。第三，民族经济立法程序的合法性。民族经济立法是一项特殊的立法，由于涉及到民族和经济两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敏感性问题，因此，只有把立法权纳入法定程序之中才能有效防止各种人治因素、长官意志和其他因素的非法干预，才能使民族经济立法与国家统一的经济立法相协调，从而推动民族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与同步发展。总的来看，立法合法性原则是一项首要原则，是其他原则贯彻的前提。
三、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对人类社会而言，民主是一种观念，对于国家而言，民主是一种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政权活动，在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过程。但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权力性质、特征和运行规律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立法权崇尚民主，行政权追求效率，司法权维护公正。比较而言，国家立法活动更强调民主”①。尽管民主性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然而对民族经济立法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一，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立法活动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要求体现少数民族意志，反映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使他们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在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反映本民族和其代表的自治地区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有关国家机关（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在其立法活动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既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个体参与其中，也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的代表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符合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民族经济立法向来是民族立法的中心，不但五大自治区把民族经济立法作为重点来抓，其他多民族的省份如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也在立法中突出了经济立法，以四川省为例，其颁布的8件单行条例中，经济立法占5件，它们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禽卫生防疫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野生药材、菌类植物保护条例》，占单行条例的60%以上。这些地方立法基本上是在熟悉本地区民族经济情况和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契合，这是民族经济利益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契合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央立法的层面上，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一是这一层面的民族经济法的概括性特征的局限。中央立法层面上的民族经济法一般适用于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面对千差万别的民族经济生活状态，不可能针对具体区域和民族特别立法，只能制定概括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受立法观念和立法成本的限制。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往往带有较强烈的自主意识，加上调查和征求民族群众意见的成本较高，因此受到了较大局限，影响了立法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执行。以往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有两种，其一是由领导机关将民族经济立法草案经初步审议后，印发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再修改。其二是邀请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界人员举行座谈会，进行讨论。当然也有由起草小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中去进行调查，收集意见和要求，经汇总后酌情修改民族经济法草案的情况，只是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并不普及。事实上，群众对民族经济立法的参与程度反映着立法的民主化水平，也是衡量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族经济立法过程中的群众参与，本身是一个检查和检验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的过程。笔者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合法性的表象，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无论是对行为、法律还是权威）应当是它被社会认可、遵守和拥护的程度。如果一个行为、一部法律或一个权威得不到广泛的正面反应，则其合法性就无从谈起。
四、民族经济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
所谓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是指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以确认和保护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就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存在的。民族经济法是调整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机制。在利益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反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及其地区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反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少数民族及其地区，迫使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区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在强弱分明的市场竞争中反而拉大了差距，形成了更大的利益反差，目前，这种利益反差仍在扩大。民族经济立法应当以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经济，从实质意义上平衡以往既存的利益反差。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①。《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可见，民族经济立法应当遵循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民族经济关系，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努力消除民族经济利益上的反差。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少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现代法经济学理论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稀缺性。国家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为什么没有供给足够数量的民族经济法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首先因为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经济法潜在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有限，这完全是由民族经济的不发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不发育和传统民族经济的超稳定结构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民族经济关系相对粗疏、简单，因而对民族经济法的需求降低。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是以有理性的“经济人”的面目出现的。“经济人”的典型特征是考虑立法的成本效益，尽管这个“经济人”表面上标榜国家利益，但是，不能排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因此，立法者考虑了民族经济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宁可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不稳定的政策为主导来替代民族经济法，从而造成民族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是民族经济法律的“替代品”而成为公共选择的对象。因此，总体而言，中央层面民族经济立法的供应是不足的。
二是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难以出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法律标志。《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立法法》第六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与《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规定在包括宪法在内的三部法律之中，足以说明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重要地位。然而，二十多年来，内蒙、广西、新疆、西藏、宁夏五大自治区都没有制定出台其自治条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中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无法落实。自治条例属于地方综合性法规，其内容尽管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然而，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民族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分野的基础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权与国家统一权的分别。在利益分配上，“蛋糕”总是有限的，分配中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是一个棘手问题。实践中，各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热情很高，如内蒙古自治区，从1980年到1993年起草修改自治条例达22稿，但都无果而终，根本的原因在于涉及国家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时无法协调，因为经济这一块的内容，都要涉及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放权让利的事。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主要是在对外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涉及到上级国家机关，而需要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协调，以取得他们对自治条例有关具体规定的认可。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自治区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在征得上级国家机关同意后，对涉及农牧民经济利益的地方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自行发放出口许可证，要求出口配额的增加与照顾，自主管理边境贸易，自主引进外资和技术，海关代征的工商税余留地方，要求财政补贴逐年递增，税收优惠，要求享受低息贷款，长期贴息贷款，依法设立开发银行，并根据实际情况 发行债券和股票①。这些事项中，除要求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一项根据《对外贸易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遇到了上位阶法律障碍外，其他均涉及到利益的协调问题。毫无疑问，要协调好这些问题，必须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要求民族经济立法应当有“帕累托改变”的性质，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权利主体在民族经济立法中受益，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因此有较大受损。诚然，很难做到完全的改变，但尽量减少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总是可能的，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才是真正的“牧羊人”，而牧羊人是不怕羊壮的，因此归根结底，某种程度某个层面上的经济利益平衡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将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贯彻到立法实践中去。当然，现行法中的障碍设置也是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不能在立法中贯彻的原因。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从经济效益上，都不能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相比。两者的巨大差异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后果。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社会已开始关注民族经济利益了，然而，要在新的立法中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尚存在诸多法律障碍，而这些法律障碍是民族经济利益被漠视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些法律目前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规制作用仍然很大，若要厘清尚须时日。这主要表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外贸易法》、《草原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中央立法和部分自治地方单行条例中。比如自1993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分税制实施以后，国家要从消费税和增值税中比过去多拿走一部分，使本来就很困难的民族地区更加困难。以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为例，实行分税制前，“卷烟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5%，实行分税制后，国家不仅要分享75%的增值税，还要拿走部分消费税”②。五大自治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
由此看来，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在合法性与民主性原则的基础上，着重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它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根本性准则，只有坚持它，制定出来的民族经济法才能够成为切实保障民族权利的基本手段，才能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① 《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② 参见《现代立法问题》，杨幼炯主编，上海民智书局，1934年版，第412页的论述。该书认为中国古代无立法，其实，现代学者持此观点者也有。
③ 《论立法权》，戚渊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④ 《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① 《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① 参见《关于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问题的思考》，王仁定，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40-41页。
② 《浅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经济立法》，白明政，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