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司法局


关于印发《杭州市律师事务所设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杭司[2003]122号）


各区、县（市）司法局：
　　为规范我市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行为，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市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的有关规章和省厅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定了《杭州市律师事务所设立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办法》下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杭州市律师事务所设立管理暂行办法》
　　2、律师事务所设立文书格式（略）

杭州市司法局
二○○三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一：

杭州市律师事务所设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行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有关规章规定，结合我市律师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杭州市辖区内申请设立合伙或合作律师事务所，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律师事务所设立条件

　　第三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自已的名称、住所、章程。
　　1、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要符合司法部《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规定，由“浙江+字号+律师事务所”组成。
　　2、律师事务所的住所是指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场所。住所地是指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场所所在地。经登记的执业场所只能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场所必须在主管司法行政机关的辖区内，执业场所的环境应当与律师职业的性质相称，建筑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办公条件应能够满足办公需求。
　　3、律师事务所的章程应当符合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1）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执业场所；
　　（2）律师事务所的宗旨；
　　（3）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设置；
　　（4）律师会议的组成和职责；
　　（5）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职责以及产生和变更程序；
　　（6）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7）开办资金的数额和来源；
　　（8）财务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和债务承担方式；
　　（9）律师事务所的变更、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10）律师事务所章程的修改程序；
　　（11）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全体申请人应在章程上签字，章程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章程自律师事务所被核准之日起生效。
　　（二）有10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
　　申请人应当以本人名义具实出资，并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具有3名以上的律师作为申请人；申请成立市局直属的律师事务所，必须具有5名以上的律师作为申请人。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能够专职从事律师业务；
　　2、申请人在申请日前具有三年以上律师执业经历。执业经历的期限从取得律师执业证之日起计算；
　　3、申请人在申请之日前三年的执业活动中没有受到过停止执业以上的行政处罚；
　　4、申请人作为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该律师事务所设立两年内退出合伙或被除名的，作为合伙人申请设立新的律师事务所时，应书面说明退出合伙或被除名的原因；
　　5、律师事务所因违反法律法规、执业纪律被吊销执业证书的，负有重大责任的合伙人，在律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证书之日起三年内不得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
　　6、离退休人员作为申请人的不得超过总申请人的三分之一；
　　7、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申请人具有执业场所所在地的居民身份证。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还应当具有以下条件：
　　（一） 申请人不满64周岁；
　　（二）具有书面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应具有以下内容：
　　（1）合伙人，包括姓名、居住地、执业证号码等；
　　（2）律师事务所开办资金总额，合伙人出资方式及比例；
　　（3）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4）合伙人收益分配比例、方式、债务的承担；
　　（5）合伙人入伙、退伙及除名的条件和程序；
　　（6）合伙协议的解释、修改；
　　（7）合伙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方法和程序；
　　（8）违反合伙协议应当承担的责任；
　　（9）合伙人认为应当载明的其它内容。
　　全体申请人应当在合伙协议上签名，合伙协议自合伙律师事务所核准登记后生效。

第三章 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程序

　　第四条 申请人应当向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符合市局直属律师事务所设立条件的，可以直接向市局提出申请。
司法行政机关的律师管理部门是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的具体承办部门。
　　第五条 申请人应当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一）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书；
　　（二）名称检索申请书；
　　（三）律师事务所登记表；
　　（四）律师事务所章程，申办合伙律师事务所还需提供合伙协议；
　　（五）申请人的个人材料：
　　1、申请人本人出具的没有违反《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声明；申办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还需要提供申请人本人出具的符合《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条件及没有违反第十九条规定的声明；
　　2、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律师基本情况介绍函；
　　3、律师个人简历；
　　4、身份证（外地身份证须附暂住证或当地房产证）；
　　5、最高学历证书；
　　6、律师资格证书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7、律师执业证书；
　　8、人才交流中心或就业管理部门出具的人事档案存放协议；
　　9、从事律师职业前已辞去原职的证明。如辞职文件或解聘文件，合同到期的证明，城镇无业人员需提供失业证、待业证或街道出具的无其他职业证明，农村人员提供由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出具无其他职业证明；
　　10、原所出具的同意离所的离所证明或离所意向证明；
　　11、离退休人员需提供离退休证明；
　　12、能够专职从事律师职业的执业保证书；
　　13、60周岁以上的申请人，需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六）全体申请人推举律师事务所主任的会议决议；
　　（七）执业场所的租赁协议并附有权属证明；
　　（八）其它材料。
　　上述申请材料应装订成册，复印件统一用A4纸印制。
　　第六条 申请人应当向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一式三份申请材料；直接向市局申报的，应提交一式两份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为复印件的，申请人应提供原件以供核查。
　　律师管理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核对原件，对申请材料的齐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进行初步审查，并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于申请材料齐全、规范和有效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发放《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受理通知书》；
　　（二）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不规范或有关申请材料不能提供原件供核查的，向申请人发放《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告之理由。
　　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设立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对于受理的申请材料，承办人员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对有关申请材料进行调查。
　　在审查过程中，为核实有关事项需要申请人补充有关证明材料的，承办人员应通知申请人办理；对于申请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以通知申请人进行变更。
　　承办人员审查完毕后提出审查意见，经分管局领导批准后，制作《律师事务所设立审查意见书》。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审查时限为15日，自受理之日起算。但申请人补充材料或变更申请人等时间不计算在内。
　　第八条 承办人员在核对有关材料原件的基础上，在申报材料中的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相符”和律师管理科（处）印章，并将《律师事务所设立审查意见书》与申请材料逐级报省厅核准。
　　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名称经省厅核定后，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根据省厅或市局的有关通知制作《律师事务所名称核准通知书》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应当在接到《律师事务所名称核准通知书》后，办理有关手续并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申请人提供第五条中规定的离所意向证明的，需补充提供正式离所证明。申请人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还需提供与律师事务所签定的退伙协议；
　　（三）其它材料。
　　第十条 律师事务所经省厅核准并准予登记后，由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根据省厅的核准文件或市局的通知制作《律师事务所设立通知书》并发给申请人。
申请人接到《律师事务所设立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办理律师执业证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申请人办理完上述有关手续后，由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发放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第十二条 申请人凭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及《律师事务所设立通知书》刻制公章和财务用章，办理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手续，开立正式银行账户，办理其它事项。
　　律师事务所领取律师执业证书后六个月内未开展业务活动的，视为终止，由主管司法行政机关逐级报登记机关注销。
　　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律师事务所开业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的公章、财务用章、内勤和行政辅助人员名单应报送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内勤、行政人员应参加主管司法行政机关举办的业务培训。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司法局负责解释，自二○○三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理念、体系与规则：合同法域的经济法解读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会《公器》杂志]
(刘显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02级5班010-89707849 xiangangliu@sina.com)


内容摘要：合同法在整个（近代）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以经济法的视角来反观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不仅传统的权利话语之局限性得以显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私法-社会化的确当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私权逻辑 权利话语 法律补给 实质正义

引言

合同法（The Law Of Contract）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之契约规则的主体部分，它在社会经济尤其商事交易中发挥着重要而基础的作用。然而，权利话语的过分膨胀，私权逻辑的内在圈囿，加之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场域”不断强化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建构在传统权利本位观之上的包括合同法 在内的诸多私法规则面临着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
尽管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法尤其经济法之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合同法也经由对私权主体之社会义务的一般强调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适当规制而完成了由传统合同法向现代合同法的嬗变1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受到规制，“权利-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法调节机制的某些固有惰性，权利主体也仍然因为对利益的天然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而经常性地进行“效益违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粗略的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并就经济法诸理念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予以探讨。

一.神圣的与误读的：合同法理念

理念之谓者，原为理想和信念，但此处的“合同法理念”所意图表达的毋宁是合同法所固有的法律精神与规则诉求（将其外在地表述为“原则”可能更为确当）。合同法作为私法，除了具有一般私法的普遍性的理念（诸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以外，亦有其特殊的“规则诉求与法律精神”，主要是契约自由及由之而引发出的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理念。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契约自由理念在近代和现代的私法中的不同遭际来对合同法理念进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评析。
思想层面的契约自由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萌芽，但将其作为契约 规则的一种原则性理念则是近代私法所确立的，而且也只有在近代私法中，契约自由才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和规则设计，受到私权主体隆重而特别的强调并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事交易的积极作用2 。作为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的理念（尽管不是全部），契约自由的确切涵义是：契约关系之当事人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契约之缔结、相对人之选择、契约内容与形式之选择及契约变更或解除之选择等，其衍生出的附属理念包括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3 。
在近代合同法中，尽管对契约自由理念的表述中有“依法”的字样——表明相关的法律仍然是当事人自由地为契约行为的前置性条件——但是回归到历史中，在近代合同法大行其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几近“被视为神明”，从法律规制到学理研究再到私法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无论是立法者、法学家还是普通的私权主体，人们似乎更注重于对绝对自由契约行为的推崇，而较少地考虑甚至忽视了对私权契约行为基于商业伦理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合理限制。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本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立法（尤其经济立法）的发展，因应社会“公共场域”不断扩大的客观情势，各国普遍通过立法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私法规则给予了适当的调整，合同法亦由“传统”而过渡到了“现代”。作为原则性理念的契约自由尽管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理论以及社会本位、实质正义、义务先定等经济法理念的外在冲击而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突出表现为：在保留其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更为关注契约行为的社会效果及契约的实质正义问题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强制性合同的出现 。而以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为代表的系列经济法规范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附从合同的大行其道及国家为保证格式合同等在实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而进行的强制性介入也是纯粹契约自由原则受到调整的具体体现。
以经济法视角来反照合同法理念的近现代嬗变，不难看出，建构在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之上的传统合同法理念在近代曾经被赋予事实上是误读了的神圣光环，纵然这种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本位观指导下的相关规则的“修正”——这种被修正了的理念-规则因其本质上权利逻辑的底蕴而仍未完全消除私法规则的某些内在的惰性 。在法治多元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社会法尤其经济法的理念与实体规则将会为这种惰性的有效克服提供有效的和持续的外部法律机制的补给。

二.逻辑的与形式的：合同法体系

合同法体系，是指合同法构成规则的有机整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意义上的由总则与分则构成的法律文本体系（从部门法学角度则可以表达为由合同法学总论与分论构成的学理体系）；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包括：契约行为之指导原则，契约之订立、变更、转让，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契约之解释，契约之履行，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下文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合同法体系”，仅为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
从其体系的构成来看（这里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合同法在逻辑上的确较为圆满地对契约行为的不同阶段、不同样态和不同结果均给予了法律的关怀和规制 。但是，一如笔者在本节标题中所表达的，逻辑的周全并不代表规制的圆满，权利-规则对应然状态的细致而充分的描述所凸显出的仅仅是对形式正义的过分热情的关注，更何况这种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应然的话语表达上。
合同法具有近代私法共有的“只看是否是人，不看是什么人”的抽象的和形式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的“势力”因为20世纪以来具体人格和契约正义受到的渐多的重视而有所收敛。这里，经济法理念（尤其是实质正义观）之于合同法体系的科学建构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它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合同法规则形式主义的任何倾向 。

三.技术的与逼仄的：合同法规则

如果说理念和体系上的之于合同法的经济法解读其视角都较为宏观或至少是中观的话，本节所试图进行的努力——从其技术性的规则入手——则是微观意义上的。
规则的技术性是近现代立法中的一个显著的且不断有所强化的特征，合同法亦然。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或有意识地进行努力，技术化的规则都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法域规范的内在的保守（或曰狭隘）性。对于合同法来说，尽管其技术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还有着现代合同法逐渐成型的背景），但是，一如前述，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权利-规则，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调节和规范机制上具有权利-规则在调节机理上的某些固有的惰性（狭隘性）。
为了表明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以下的这一例证是必要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这样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应用的是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相关原理，说其法理明确、逻辑清晰当不为过。然而，即使从逻辑上对这一规定进行推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其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践中，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成功移转”企业财产的事情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是规范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调节机制却与合同法迥异——不仅没有合同法机制的某些软弱性和滞后性，而且相对而言还更为有效和迅捷。
同样是上面这个例子，用经济法来规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国家通过专门性的经济法规来规范所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对内对外行为；针对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移转企业财产，国家可以以专门规定明示企业负责人及相对方在此类活动中的严格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另外像供电、水、热合同等特殊合同关系的规制如果能够适当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则可能会比单纯依凭调节平等主体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律规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合同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选题的大而无当注定了本文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学术历险4 ——希望这种努力能够为合同法的正确解读及经济法机制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的探究有所助益。


参考书目：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德] 罗波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