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


（1994年3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次会议选举办法如下：
一、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补选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二、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提名，经各代表团酝酿协商后，再由主席团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本次会议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实行等额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三、进行选举时，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者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有效；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
选票上所选的人数，等于或者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的为废票。
候选人得票数，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始得当选。
四、当选票上的候选人，代表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以表示弃权。表示反对的，可以另选他人；表示弃权的，不能另选他人。
代表对选票上的候选人，表示赞成的，在候选人姓名前空格内划“○”；表示反对的，在候选人姓名前空格内划“×”；如另选他人，应先在候选人姓名前空格内划“×”，然后在另选人栏内写上另选人的姓名；表示弃权的，在候选人姓名前空格内不划任何符号。
写票不符合以上规定，或者所划的符号不清楚、无法辨认的，按废票处理。
五、本次会议的选举采用人工计票。
六、选举时设秘密写票处。
七、选票用汉文和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刷。
八、大会进行选举时，设监票人32名（每个代表团推选1名），其中总监票人2名；总监票人由主席团在监票人中指定。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在主席团领导下，对发票、投票、计票工作进行监督。
计票工作人员由大会秘书处指定。
九、会场共设票箱22个，代表按座区分别到指定的票箱投票。不设流动票箱，不能委托投票。
十、投票时，监票人首先在自己的座区投票，随后主席团成员和其他代表按座区依次投票。
十一、投票结束后，计票工作人员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当场打开票箱取出选票，并由总监票人将计票工作人员统计的实际投票张数报告大会执行主席，由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选举是否有效。
十二、计票完毕，总监票人向大会执行主席报告选举结果，由大会执行主席向大会宣布。
十三、本办法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施行。




就晋宁法院实际谈近年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的原因

唐时华

据统计，近年来全国相当部分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以云南晋宁县人民法院为例，该院近五年的收案数量呈连续递减的状况。民事案件的下降，在部分法院内部引起了一定的争论，是利是弊，众说纷纭。为此，笔者就云南省晋宁县法院为调研对象，并对该院民事案件下降的原因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期能抛砖引玉，帮助广大的研究者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正确看待当前相当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下降的现象。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当前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相关组织和机构对案件的分流。

（一）是随着民间调解组织的逐步建全（例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很多矛盾（例如邻里纠纷、赡养等）被解决在源头。

基层一级的调解组织具有布局广泛，遍布到每一个行政村，而基层调解组织在我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为它着重从民俗民情等方面对问题着手解决的特点，以及调解委员会成员通常是纠纷人身边较有声誉和威望的人，其调解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但是由于其更贴近广大公民的日常思维，更为公民从道义（或道德）所接受，所以，调解组织着重从民间民俗、乡规民约的角度处罚进行调解，效果往往比诉讼更好（这一点，与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博士提出的民间法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的良好效果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使相当部分比较轻微的民事纠纷在这一级就被解决。

（二）是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的调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

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安机关对一些治安案件的调解具有方式多样，程序较法院的审判程序更为简便的特点，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公安机关，很多第一手的治安案件发生，处理的第一程序就在其职责范围，经过这一程序再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就比较少。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人治环境的影响，“无讼是求”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这些影响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公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等观念的影响，宁愿吃亏而不愿用诉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新的婚姻法的出台，从客观上分流了相当部分的民事案件。

新的婚姻法对登记离婚的条件的放宽，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的进步在于充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坚持以人为本。这一规定的出台，使很多人比较忌讳的单位相关证明等条件已经不再成为登记离婚的束缚，而且在对财产、子女作了相应处理的前提下，很多人更愿意选择登记离婚这一既节约经济成本，又更为快捷的方式。而以前离婚案件在基层法院的民事案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晋宁县人民法院2004年度的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类型的案件就高达413件，占民事案件865件的46．83％），这就使相当部分原来可能要到法院解决的案件现在多数在诉讼外就能解决。

二 、当地经济萧条，经济不活跃。

一个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纠纷越多。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萧条甚至倒退，经济纠纷自然减少，诉讼到法院的案件自然减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案件比西部欠发达地区多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问题。以晋宁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为例，1995年至2000年，由于该院辖区内有云南石林轮胎橡胶集团等多个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交易的活跃，每年仅仅是因为这几个企业的案件就达百余个，案件涉及的当事人遍及全国各地，案件标的达上千万。如今，这几个企业或停产或亏损，在清查了对外欠债和对外债权的一段时间之后，关于这几个企业的案件廖廖无几。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的多少，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与否的“晴雨表”，一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民商事案件的增加，否则，法院的相关案件受理必然减少，二者密切相关。

三、案件的执行结案率与当事人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一部分当事人不愿到法院诉讼。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一直是为社会所密切关注的焦点、热点和难点。一些案件当事人虽然胜诉，但是由于案件无法执行结案，相当于法院给当事人打了一个“法律白条”，无法真正兑现其判决的实质内容。这一现象的存在，严重挫伤了当事人诉讼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事人的诉讼积极性，所以在实践中，才出现了当事人当街叫卖判决书的不正常现象，也才出现了专职为他人讨债的“讨债公司”等被新闻媒体戏称为“黑色公正”的现象。如果我们回到资源本身的稀缺化问题的层面上来讲：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通常强调一个司法资源的概念，而当事人到法院诉讼，同样要计算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当事人基于对国家法律的信仰而到法院进行诉讼，花费了相当数额的诉讼成本和大量的精力，即使赢得了法律的支持，但是这一国家的公力救助却不能变为现实，而仅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漫长等待，那麽必然会导致公民对法院公信力的怀疑和对国家法律期待值的下降，这一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公民不愿意再到法院进行诉讼从而导致了法院民商事案件的减少。同时，这一问题也是法院本身值得深思的问题，至少问题本身叩问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法律素养、司法诚信和个人信誉。

四、民间非法纠纷的存在，致使一些公民的利益依法不能得到保护。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广大西部农村，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资金融通困难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些非法的纠纷就应运而生，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些非法的纠纷（例如赌债和非法的高利贷），这些纠纷的一旦产生，很多群众仍然抱着“欠债换钱，天经地义”的观点，行为到法院为这类纠纷提起诉讼。显然，这就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院的立案审查过程中就将其排除在法院的审判之外。

五、 个别地区派出法庭的撤并，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一般的经济发达地区，派出法庭的撤并，对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因素却不可忽视。例如一件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仅仅为50元人民币，如果派出法庭就在当事人的住所地，其诉讼成本就很低。但是如果派出法庭撤并，派出法庭设置在当事人的住所地以外，那麽当事人要进行诉讼，其诉讼成本就还要加上往返于住所地和法院所在地的车旅费、住宿费等费用（通常的事实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县有近十个乡镇，而派出法庭仅仅只有一到两个）。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可能其付出的费用远远高于其得到的法律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起诉之前可能就会计算一个成本的问题，从而最后决定是否还要通过诉讼手段解决问题。
总之，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数量的下降，并非一因一果而是多因一果。同时，无论作为我们的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在看待这一问题时，也应当有一个理性的思维和态度，从而更好地开展好民事审判工作。




作者单位：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邮编：6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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