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行业诚信构建
金亮贤
（丽水师专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更是当代律师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当今律师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新形势，加强律师行业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完善律师行业制度、提高律师业务素质、强化律师法律信仰、加强律师诚信教育及建立律师行业诚信体系等都是加强律师诚信建设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律师；诚信；WTO；法律信仰

一．诚信的价值意蕴
诚信，就是诚实而有信用，也是忠诚信义的概括。诚信道德要求人们诚善于心，言行一致。诚信规范与“忠”相通，也与“仁”、“义”相联系。诚在于“仁”，信近乎“义”。诚信离开仁义，就失去价值。儒家把诚信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不仅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思想，而且把信提到“民无信不立”，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孟子将信与诚相联，阐发了诚信的内在联系和规范意义。荀子则进一步推行于选贤治国，使诚信不仅是朋友伦理、交际伦理的规范，而且扩至一切伦理关系皆应以诚信为本，后来的儒家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对诚信作了哲学思辨的析理，一方面对诚作了更全面的阐发，另一方面又有近于玄学不产之弊，甚至有神秘化的倾向。但总体说来，儒家还是重视诚信的经世致用方面，强调无论上下左右关系，其诚信之德都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实好善，博济于民。
在现代社会，诚信道德规范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也是市场经济领域中一项基础性的行为规范。没有了诚信，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就失去了基本的维系和支撑；缺少了诚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缺少了前进的动力和可靠的保证。坚持以诚信为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从运行机制上讲是一种契约经济，从法律层面看是一种法制经济。各市场主体之间、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等等都要在规定的范围内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利。但如果大家都视契约或法律法规为儿戏、不诚实、不守信、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如果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虚报浮夸盛行，就会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同时，坚持以诚信为本，是实施依法治国的需要。道德与法同属于行为规范的范畴，二者虽然有区别，但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法律约束相对道德约束而言，法律是强制性的低层次的既定范围的，道德是自律性的高层次的更为宽泛的。在现实生活中，违法一般必为缺德，但缺德不违法的现象还是较为常见的。只有法律与道德并举，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之策。而无论是法治还是道德之治，都必须以诚信为本。没有了诚信，道德之治就显得苍白无力，没有了诚信，法治就变得无所适从。法律法规是要靠人去执行去实施的，是否违法及违法到何程度应予以什么样的惩处都要靠人去裁定。执法是否公平、公正、公道，这里就有一个执法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法治的环境问题，法制的信誉问题。另外，坚持以诚信为本，也是我国加入WTO的需要。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于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组织、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和广大干部群众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熟悉掌握世贸组织规则，并且要严守规则，践行承诺，诚实守信，取信于世界市场主体。如果不诚实守信，我们就无法同国外企业和经济组织打交道。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重合同，守信誉，视信誉为企业的生命，靠信誉去开拓占领世界市场，靠信誉竞争，靠信誉发展。
二．加强诚信建设对于律师业生存发展的现实意义
1．加强诚信建设是律师行业生存发展的形象工程，是提高律师地位、拓展律师业务的关键举措。
律师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包括律师地位的高低和业务大小，受两大因素制约：一是作为外因的国家法治化进程，二是作为内因的律师队伍整体素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相对于律师业来讲属于客观环境因素，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律师业的生存发展而又不以律师的意志为转移，但律师队伍的不懈努力能够对法治化进程起到一定的反作用。在既定的客观环境之下，律师自身素质高低就成为关键。律师素质有两大方面内容，即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律师业务素质是指律师从事法律服务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水平。律师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业务素质才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才能完成当事人委托的法律事务。业务素质是律师从业的前提和基础。而律师道德素质则是律师业发展壮大和提升律师声誉地位的关键。律师道德素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依据《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要求，包括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敬业勤业，同业互助，公平竞争等等。其中第五条规定的“诚实守信”规范，于中国当代律师发展现状而言具有特殊含义。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广大律师忠于法律、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不诚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生存环境，一些人不守诚信而不受任何惩罚，反而因此得到好处，“当谎言和虚伪在一些时候总是比真、诚、信、实更适合某种环境并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时，就必然导致更多的人在更大的范围内不守诚信。”当前律师队伍建设中就存在这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律师队伍中，极少数人将目光不是放在如何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赢取业务，而是聚焦于如何营造这种可怕的投机环境以逸待劳；一些律师拜金舍义，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虚假承诺，玩忽懈怠，甚至作伪证以达目的；一些律师对当事人委托事项敷衍塞责，甚至收了费不办事；一些律师滥做广告，进行虚假宣传；一些律师吃喝嫖赌，生活腐化，严重损害了律师队伍的整体形象；还有个别律师利欲熏心，不惜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去送礼行贿；律师同行之间相互诋毁，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争抢案源；以及律师行业的乱收费现象等等，都涉及到一个诚信的问题，与没有建立良好的律师诚信制度、少数律师诚信失范密切相关。许多民众把律师称为“讼棍”、“钻法律空子的专家”、“法律骗子”等等，有些媒体也对律师进行了相类似的报道。都严重损害了律师队伍的整体形象。“诚实是一座阶梯，也是达到真理之前的手段之一。”律师依法服务，借法结缘，若坚持诚实守信，可以使自己建立个人信用，拓展业务空间，打造品牌，走向成功。否则将失去客户信任，自毁长城，同样也会使我国律师业改革与发展成就毁于一旦。“律师工作的本质和律师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律师必须以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拓展业务之源。律师既是诚信制度的维护者，又是诚信制度的实践者。” 诚信是我们拓展服务领域的基础，是我们提高服务质量的根本，是我们提升律师队伍素质的关键，是我们完善律师整体形象的前提。在法律服务面临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建立健全律师诚信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2．加强诚信建设是律师行业应对WTO新形势的现实需要
由法律制度所产生的诚信机制是WTO的主要精神，也是这一国际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WTO规则几乎涉及到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规则统帅着各成员国，彼此间相信其他成员必将在WTO法律规则框架内活动。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促使各成员国在矛盾与妥协中求得共同意志，并在诚信制度的保障下信守承诺。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一视同仁地得到规则的有效保护，在保障WTO各协议有效实施以及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基于法律制度产生的诚信背景下，西方国家对律师提出了十分严格的道德要求。比如英国要求申请者必须“性格良好”、美国要求申请者“人格高尚”、德国要求申请者“品格良好”、意大利则要求申请律师资格者必须达到“人品高尚，堪称楷模”。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虽然也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之说，但总体而言，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法和规则为中心的一种文化范式，特别强调对权力和拥有权力的人的服从，注重关系、人情，人的权威完全代替了法的权威。诚信表现为对某一个权力者的愚忠，法律和规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是没有地位可言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尖锐地指出，中国入世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中央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公民在诚信方面的某种缺失，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亦把“诚信”列为主要道德规范内容。律师作为在所有行业中更需要诚信立身的行业，在现代规则和传统文化的夹逢中生存，诚信方面显得更为引人注目。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律师的对外业务越来越多，办理每一件业务就是为中国律师树一面镜子。只有努力去适应外国诚信文化，以法律和规则为根本尺度，忠诚于法律和规则并努力加以践行，才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中国律师形象，才能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司法部专门下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律师诚信制度的通知》也充分说明了律师队伍在加入WTO以后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三、律师行业诚信价值构建
1．完善律师行业制度是诚信建设的外部动力
认真抓好律师诚信制度建设。诚信是对律师基本的道德和法律要求，是律师执业活动的生命线。建立律师诚信制度，必须依靠健全的规章制度规范律师信用行为，用制度来保证守信者得益，失信者受损。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要根据本地区、本所律师失信行为的多发环节和部位，有针对性地加强诚信制度包括业务制度和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完善诚信约束机制。从全国看，近年来，在律师办理刑事诉讼和证券法律业务等方面失信问题比较突出，为此要加快制定完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和证券业务规范，杜绝和遏制提供虚假证据、虚假陈述和虚假法律意见等行为。
从律师执业活动的环节看，当前要着力完善以下四项诚信保障制度：一是委托代理制度。要修改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的委托代理合同，进一步规范合同格式，更加具体、明确地规定律师对当事人应尽的义务，强化律师责任，防止和减少收费不办事，不勤勉尽责等失信行为。二是律师事务所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进一步规范律师代理行为，防止因执业利益冲突而给当事人带来损失，影响律师诚信形象。三是进一步完善律师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通过建立健全服务质量监督卡等方式，把律师执业的诚信情况更好地置于当事人的监督之下。服务监督卡要在签定委托代理合同时发给当事人。要严格实行一案一卡制度，在案件办结时，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回，并附卷归档。四是责任赔偿和保险制度，使由于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都能够得到赔偿，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律师行业的社会信用。
2．提高律师业务素质是诚信建设的前置条件与基础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需要我国律师服务的国际化。我国律师职业发展的历史并不长，缺乏在国际环境中提供法律服务的知识和经验。与国外律师事务所相比，我国律师的整体素质（包括对国际法和外国法的了解、国际业务的经验、法律服务的技能、外语的应用程度等方面）确实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方面为了扩大律师业务，一方面又不具备相应的业务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牺牲诚信，通过各种歪门邪道来招揽业务，通过不法手段来完成业务。可见，提高律师业务素质是诚信建设的前题和基础。
我们认为，当代律师的业务素质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1）全面扎实的法律知识基础和运用能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某一个或几个领域的专业化研究和运用技巧。（2）对于国际法、外国法以及涉外、跨国业务的了解。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世贸组织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别为界的法律观。大量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法规范的出现、世贸组织规则的制定和适用、国际交往增加和扩展带来的外国法的适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应用，都使得律师的知识结构不仅要包括传统的特定国家的法律知识，而且要包括大量的国际法和外国法的知识。同时，法律服务不仅需要对于规则文本进行分析、解释和适用，而且需要对于相关的经贸、融资、租赁、文化交流、国际政治等有关领域的业务的深入了解。（3）外语的应用能力。参与涉外法律服务必然要求律师具有相应的语言能力。法律服务在一定意义上基于语言（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能力之上。与外国律师和客户的沟通、在涉外诉讼和仲裁案件中进行代理、参加国际商业谈判，无一不需要掌握较高的语言能力。（4）判例分析和其他法律方法的能力。
3．树立法律信仰是诚信建设的内部动力。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五年的立法活动，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法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极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乱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社会公众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厌恶、规避或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期待、认同和参与。究其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政党的、国家的和民众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当然也就成为律师行业在理论上的最高问题，它是律师法律服务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只有信仰法律，才能忠诚法律，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执业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法律服务行为，严格以法律应有的精神来为当事人提供科学合法的法律服务，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诚实地交付给法律管束，成为法律的忠实臣仆。
4、教育是提高诚信的重要环节
律师大发展的这些年，正是社会诚信大滑坡时期。党中央下发《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和司法部下发《关于加快建设律师诚信制度的通知》以来，各地律师协会和律师所着力完善委托代理制度、利益冲突审查制度、律师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责任赔偿和保险制度等四项制度，建立健全律师各项作业的执业规则，系统构建诚信体系，已经收到成效。但是，良知是制度约束的基础，在构建律师诚信体系时，必须坚持“两手抓”，在建立制度规范的同时，把思想教育作为重要环节，加大律师诚信教育的力度。因为，诚信毕竟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必须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习惯势力来维系。诚信制度对执业行为的强制规范作用是决定性的，但再好的规范也要靠具有诚信意识的绝大多数律师来自觉遵守，还要靠对律师整体诚信形象具有强烈事业心责任感的管理者来严格执行，这应当说是在诚信建设上法制与德治的结合。我们应以极大的决心和力度在全律师行业进行一次诚信启蒙，促使诚信美德在中华律师界的复归。当然，开展诚信教育，必须从律师行业的实际出发，由存在的实际问题确定教育课题，以律师的执业特点选择教育形式方法，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真借鉴外国同行的先进作法，使教育具有针对性、富有操作性、充满思想性。
5、建立律师诚信体系是关键举措
在律师业建立诚信体系以提高整个行业的职业道德水平，无疑是具体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快建设律师诚信制度的通知》的重要工作。律师是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其专业性质和工作方式要求律师业是全社会诚信要求最高的行业之一。律师业诚信度下降，与律师业自身没有建立起完善科学的诚信体系密切相关。作为我国较早开始进行行业管理并已取得一定经验的律师行业，有条件在诸多行业中、在国外同行的经验之上结合中国国情率先建立自己的行业诚信体系以及相应的评价系统。律师诚信体系是保障和提高律师业整体诚信度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和机构的总称。应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1、律师执业规范、道德规范。由这些规范指明律师执业的行业标准，由这些标准构成社会对律师诚信度的基本判断。2、诚信级别评价系统。借鉴金融业信用等级审评办法，所有律师事务所不论大小，律师不分年资高低，均以执业规范、职业道德规范为标准进行诚信级别的评审，关定期向社会公布。3、诚信记录。结合诚信等级的评审，对所有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均建立不可更改的诚信记录，通过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的积累，诚信记录将成为诚信等级的评判基础，奖罚褒贬均依此为据。诚信记录的建立，可以逐步使全体律师逐渐养成做一名诚实的、规矩的、自爱的和有良知的法律工作者的良好习惯。
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国际化和开放化，以及近年来律师队伍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律师行业诚信建设日益凸现出它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理性分析律师行业诚信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探寻提高律师行业诚信度的途径和方法并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整改。斯如此，律师才能够不仅成为正义与睿智之师，还将成为道德高尚之师，成为公民行为的楷模。

参考文献：
[1]田平安：律师、公证与仲裁教程[M]，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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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乌克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以下简称“双方”)，
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使被判刑人得以在其国籍国服刑，以有利于被判刑人重返社会，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定 义
在本条约中，下列用语的定义为：
(一)“判刑国”系指该国法院对被判刑人判处刑罚的一方。
(二)“执行国”系指被判处刑罚的国民被移管至该国以便继续服刑的一方。
(三)“被判刑人”系指根据任何一方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被判处刑罚的人。
(四)“刑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系指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依乌克兰法律，系指有期的剥夺自由刑或者无期的剥夺自由刑。
第二条 一般规定
双方可以根据本条约的规定，相互移管被判刑人，以便在执行国境内执行判刑国对该人所判处的刑罚。
第三条 中央机关
一、为适用本条约的目的，双方应当通过各自指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
二、前款所述的中央机关系指双方的司法部。一方如果变更其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
第四条 移管的条件
一、只有符合下列所有条件时，才可以移管被判刑人：
(一)被判刑人系执行国的国民；
(二)对被判刑人判处刑罚所针对的行为按照执行国的法律也构成犯罪；
(三)在收到移管请求时，对被判刑人判处刑罚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且被判刑人尚需服刑的期限不少于一年；
(四)被判刑人书面同意移管，或者任何一方鉴于该人的年龄、身体或者精神状况认为有必要时，经被判刑人的代理人书面同意移管；
(五)双方均同意移管；
(六)提出移管请求的一方满足了本条约第七条规定的条件。
二、在例外情况下，即使被判刑人尚需服刑的期限少于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期限，双方也可以同意移管。
第五条 移管的拒绝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移管：
(一)一方认为移管有损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者违反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二)被判刑人在判刑国境内有尚未偿清的债务或者涉及其他尚未终结的诉讼。
二、除前款所述的情况外，一方仍可以自主决定拒绝另一方的移管请求。
第六条 请求与答复
一、判刑国和执行国均可以相互提出移管请求。被判刑人可以向任何一方提出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得以移管的申请，由该一方决定是否提出移管请求。
二、被请求方应当将其是否同意移管请求的决定尽快通知请求方。
三、移管的请求和答复均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通过本条约第三条规定的途径递交。
第七条 所需文件
一、在解决移管问题时，判刑国应当向执行国提交下列文件：
(一)判处刑罚所依据的刑法条文；
(二)本条约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所提及的、被判刑人本人同意移管的书面声明，或者被判刑人的代理人同意移管的书面声明；
(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副本，以及如果该判决发生变化，法院就该案作出的最终裁判；
(四)关于被判刑人已服刑期和尚需服刑期限的说明，包括审判前羁押、减刑和其他有关执行刑罚情况的说明；
(五)关于被判刑人健康情况的说明；
(六)关于物质损害和赔偿情况的说明。
二、执行国应当向判刑国提供下列文件：
(一)证明被判刑人是执行国国民的文件或者说明；
(二)关于对被判刑人判处刑罚所针对的行为根据执行国刑法也构成犯罪的法律条文。
三、如有必要，双方可以相互要求提供补充材料。
第八条 通知被判刑人
一、双方应当向在各自境内的、本条约适用范围内的被判刑人通知其可以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得以移管。
二、双方应当将判刑国或者执行国根据本条约第六条和第七条就移管请求所采取的措施或者所作出的决定，书面通知在其境内的被判刑人。
第九条 被判刑人的同意
一、判刑国应当确保被判刑人或者其代理人在完全知晓移管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自愿表示同意移管，并在同意移管的声明中对此予以确认。
二、经执行国请求，判刑国应当提供机会，使执行国通过被授权的官员核实被判刑人已经按前款规定的条件表示同意。
第十条 确定移管的执行
双方如果均同意移管，应当尽快通过本条约第三条规定的途径协商确定移管被判刑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第十一条 刑罚的执行
一、执行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确保完全执行判刑国判处的刑罚。
二、如果判刑国所判处刑罚的种类或者期限不符合执行国的法律，执行国在征得判刑国同意后，可以将该刑罚转换为本国法律对同类犯罪规定的刑罚予以执行。转换刑罚时，执行国应当遵循下列条件：
(一)不得改变判刑国所作判决关于事实的认定；
(二)不得将剥夺自由刑转换为财产刑；
(三)转换后的刑罚在性质上应当尽可能与判刑国判处的刑罚相一致；
(四)转换后的刑罚不得加重判刑国所判处的刑罚，也不得超过执行国法律对同类犯罪规定的最高刑；
(五)不受执行国法律对同类犯罪所规定的最低刑的约束；
(六)应当扣除被判刑人在判刑国境内已经被羁押的期间。
三、执行国根据上述第二款转换刑罚时，应当尽快将转换刑罚的决定副本和转换刑罚所依据的法律条文送交判刑国。
四、执行国有权根据本国法律对被判刑人予以减刑或者假释。
第十二条 重新审理
一、只有判刑国有权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二、被判刑人如果在移管后向执行国提出申诉，执行国应当尽快通知判刑国，并向判刑国转交有关申诉材料。
三、判刑国应当将对上述申诉所作的决定，尽快通过本条约第三条规定的途径通知执行国。
四、如果判刑国重新审理后对被判刑人作出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决定，执行国在接到判刑国的通知后，应当尽快修改或者终止执行刑罚。
第十三条 赦 免
任何一方均有权根据本国法律，对已经被移管的被判刑人予以赦免，并应当及时将该决定通过本条约第三条规定的途径通知另一方。
第十四条 执行的情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行国应当尽快向判刑国提供有关执行刑罚的情报：
(一)执行国认为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
(二)被判刑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前脱逃的；
(三)判刑国提出要求的。
第十五条 过 境
一、任何一方如果为履行与第三国达成的移管被判刑人协议需从另一方领土过境，应当向该另一方提出过境的请求。
二、前款规定不适用于使用航空运输且未计划在另一方领土降落的情形。
三、被请求方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应当同意请求方提出的过境请求。
第十六条 文 字
在执行本条约时，双方应当使用本国官方文字，并附有另一方官方文字或者英文或者俄文的译文。
第十七条 文件的效力
一、一方主管机关制作或者证明的文书，只要经过正式签署和盖章，即在另一方境内有效，无需认证。
二、在一方境内得到承认的官方文件，在另一方境内也有同类官方文件的证明效力。
第十八条 费 用
一、移管被判刑人之前所产生的移管费用，由费用产生地的一方负担。执行移管和在移管被判刑人之后继续执行刑罚所产生的费用，由执行国负担。
二、过境费用由提出过境请求的一方负担。第十九条 时际效力
本条约适用于在本条约生效前和生效后所作出的判决的执行。
第二十条 争议的解决
因本条约的解释或者适用产生的分歧，双方中央机关不能自行解决的，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一条 条约的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需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条约自任何一方收到另一方通过外交途径发出的终止本条约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第一百八十天失效，否则，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本条约于2001年7月21日在基辅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乌克兰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双方发生分歧时参照俄文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乌克兰代表
张德广 斯坦尼克·苏珊娜·罗曼诺芙娜
(签 字) (签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