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2003年7月30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3年11月6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非机动车管理，保障道路安全与畅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机动车是指自行车、助力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和残疾人专用车。
　　助力自行车是指具有燃油或电动驱动装置的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是指由人力脚踏驱动的三轮自行车、三轮客车、三轮货车。
　　残疾人专用车是指专供下肢残疾的人代步使用的手摇、燃油、电动驱动的车辆。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非机动车及驾驶人管理。
　　第四条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和道路交通状况对除自行车外的非机动车实行总量控制，鼓励发展高效率的交通工具，倡导使用清洁环保型非机动车，对低效率、污染严重的车种有计划地实行禁行或淘汰等措施。
　　第五条市和县（市）、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非机动车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建设、交通、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非机动车管理工作。
　　第二章车辆和驾驶人
　　第六条非机动车必须领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号牌、行驶证，编打钢印号码后，方准上道路行驶。
　　申领牌证的非机动车必须是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依法鉴定定型的合格产品，助力自行车、残疾人专用车车型还应当符合省级有关部门依法编制并公布的《准许在本省申领牌照的产品目录》，市区的人力三轮客车车型必须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可。
　　第七条电动助力自行车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方可申领牌证：
　　（一）蓄电池的额定电压不大于三十六伏特；
　　（二）设计最高时速不超过二十公里；
　　（三）具备可由人力脚踏驱动的装置；
　　（四）总重量不超过四十千克；
　　（五）转向、制动、后视镜、喇叭、照明、反射器等安全装置齐全有效。
　　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八条有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方可申领牌证：
　　（一）发动机排量不超过五十毫升；
　　（二）设计最高时速不超过二十公里；
　　（三）车长不超过二百厘米，车宽不超过八十厘米，车高不超过一百厘米（不包括车蓬）；
　　（四）没有载货的货架，但允许有存放驾驶员随身携带物品的货筐或货厢；
　　（五）转向、制动、后视镜、喇叭、照明、反射器等安全装置齐全有效。
　　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对目前使用的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残疾人专用车应当限期更新，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九条人力三轮车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方可申领牌证：
　　（一）车长不超过二百厘米，车宽不超过八十厘米，车高不超过一百厘米（不包括车蓬）；
　　（二）制动、喇叭、反射器等安全装置齐全有效，车厢牢固；
　　（三）在市区营运的，应统一样式和装置。
　　第十条非机动车禁止擅自安装各种辅助驱动装置；禁止擅自更换有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助力自行车的发动机；禁止拼装非机动车。
　　第十一条申领非机动车牌证应当在购车三十日内持购车发票或其他合法来源证明，单位购买的应当同时持单位证明，个人购买的应当同时持居民身份证，向车辆使用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非机动车合法来源证明是指车辆销售、典当、拍卖、馈赠等单位或个人出具的发票或有关证明。
　　第十二条非机动车号牌应当安装在车体指定部位，并保持清晰。禁止伪造、涂改、转借、挪用、冒领非机动车牌证。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授权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打非机动车钢印号码。
　　非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一制作。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代办异地非机动车牌证。
　　第十三条助力自行车、有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安全性能检验，营运三轮车每年检验一次。
　　第十四条非机动车改变整车颜色、调换有钢印的车架、车把，以及牌证遗失、损坏的，应当凭车主居民身份证，在三十日内向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补发、换发手续。
　　调换有钢印的车架、车把的，还应当凭旧部件及新购件发票或其他合法来源证明补打钢印。
　　第十五条已领取牌证的非机动车过户或者转籍的，应当凭车主居民身份证以及合法的交易凭证或者迁移证明，在三十日内到发牌证机关办理过户或者转籍手续。
　　第十六条公安部门查获失窃、群众拾交的非机动车，公安部门应当及时查找车主。
　　公安部门查明车主的，应当在十五日内书面通知车主前来认领，自通知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车主未来领取的，可以作为无主车辆按有关规定处理；在十五日内未能查明车主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当地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仍无人认领的，经市和县（市）、区公安机关批准后，可以作为无主车辆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非机动车资料、档案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建立非机动车计算机信息网络，并向社会提供有关信息查询服务。
　　非机动车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一）车主、车辆的基本资料；
　　（二）非机动车的过户、转籍资料；
　　（三）非机动车的丢失、失窃资料；
　　（四）无主非机动车的处理资料；
　　（五）其他应当采集的资料。
　　第十八条驾驶助力自行车、有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营运三轮车时，驾驶人必须持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操作证，并按规定接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审验。操作证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一制作。
　　第十九条申领助力自行车操作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暂住证；
　　（二）年满十六周岁以上；
　　（三）无妨碍安全驾驶的生理缺陷；
　　（四）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安全常识和操作技能考试合格。
　　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的，可以驾驶助力自行车。
　　第二十条申领有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操作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暂住证；
　　（二）年满十六周岁以上；
　　（三）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下肢残疾者，且无妨碍安全驾驶的其他生理缺陷；
　　（四）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安全常识和操作技能考试合格。
　　第二十一条申领营运三轮车操作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暂住证；
　　（二）年满十八周岁至六十周岁；
　　（三）无妨碍安全驾驶的生理缺陷；
　　（四）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安全常识考试合格。
　　第三章行驶、装载和停放
　　第二十二条下列非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
　　（一）无牌证或牌证失效的；
　　（二）发动机排量、蓄电池额定电压和设计时速超过规定标准的助力自行车、残疾人专用车；
　　（三）擅自拼装、改装的；
　　（四）已达到报废年限的。
　　第二十三条非机动车驾驶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规定，服从交通管理人员指挥；
　　（二）遵守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在道路右侧靠边行驶；
　　（三）不得双手离把、攀扶其他车辆、借助其他车辆外力或者手中持物；
　　（四）不得拖带车辆，不得与其他车辆连接成串行驶；
　　（五）通过有隔离设施的路口应按导向标志行驶；通过无隔离设施的路口左转弯时应前后观察，确认安全后再绕路口中心点左转弯；
　　（六）在本车道遇障碍物不能正常行驶时，可借用相邻机动车道紧靠右侧绕行，并在绕过障碍物后迅速回到本车车道；
　　（七）三轮货车不得搭蓬载人；三轮客车载人不得超过二人，但允许随乘儿童一人；
　　（八）自行车、助力自行车、三轮自行车在城市道路上载物高度不得超过驾驶人员双肩，宽度左右两侧各不得超过车把十五厘米，前端不得超过车身，后端不得超出车身五十厘米；三轮货车在城市道路上载物高度从地面算起不得超过二百厘米，宽度左右两侧各不得超过车身十厘米，前端不得超过车身，后端不得超出车身一百厘米；
　　（九）在城市道路上行驶，自行车、助力自行车载物重量不得超过四十千克，三轮自行车载物重量不得超过一百千克，三轮货车载物重量不得超过三百千克；
　　（十）自行车、助力自行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时不得带人，但装有安全座椅的，允许带学龄前儿童一人；
　　（十一）未满十二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在道路上驾驶非机动车；
　　（十二）禁止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第二十四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道路交通状况确定非机动车的行驶路线和时间。
　　第二十五条非机动车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没有指定停放地点的，应当停放在不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地点。
　　非机动车停放地点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城市管理部门根据道路条件和交通状况统一设置。
　　第二十六条车站、码头等客流量大的站点，医院、大中学校、大型商场、集贸市场、步行街、影剧院等人员流动较多的场所，其所属单位应当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并落实专人管理或者委托非机动车停放专业服务机构管理。
　　非机动车停车场的设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禁止擅自改变非机动车停车场的使用性质，禁止擅自占用道路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地。
　　第二十八条非机动车停车场地的设置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建立并落实各项管理制度；
　　（二）对管理人员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及管理业务知识的培训、教育；
　　（三）发现无号牌或者长期停放无人认领的非机动车，及时向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告；
　　（四）发现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
　　（五）遵守城市管理的有关规定。
　　非机动车停车场地按规定实行停车收费的，因管理不当造成非机动车丢失或损坏的，管理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非机动车停车人应当遵守停车场地的各项管理规定，按秩序停放。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擅自拼装、改装车辆或者擅自安装辅助驱动装置上道路行驶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车辆，没收安装的辅助驱动装置；非机动车维修单位擅自安装辅助驱动装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代办异地非机动车牌证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车辆：
　　（一）驾驶无牌无证的非机动车上道路的；
　　（二）伪造、涂改牌证、钢及挪用牌证的。
　　有前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且不能提供合法来源证明的，并处没收车辆。
　　第三十三条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车辆：
　　（一）驾驶无牌无证的人力三轮车在城市道路上从事营运的；
　　（二）非下肢残疾人员驾驶残疾人专用车上道路行驶的。
　　第三十四条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车辆：
　　（一）伪造、涂改、转借、挪用、冒领操作证的；
　　（二）无操作证驾驶有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营运三轮车上道路行驶的；
　　（三）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的。
　　第三十五条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并可处二十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期申请补发、换发号牌、行驶证、操作证的；
　　（二）未按期办理车辆变更、过户或转籍手续的；
　　（三）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的；
　　（四）驾驶安全装置不全或失灵的非机动车的；
　　（五）不遵守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规定的；
　　（六）违反规定在机动车道上通行的；
　　（七）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禁止通行的区域内行驶的；
　　（八）在道路上行驶时双手离把、攀扶其他车辆、借助其他车辆外力或者手中持物的；
　　（九）在道路上行驶时拖带车辆、与其他车辆连接成串行驶的；
　　（十）运载物品不按规定装载或三轮货车搭蓬载人、三轮客车载人超过核定数的；
　　（十一）无操作证驾驶助力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十二）自行车、助力自行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时违反规定带人的；
　　（十三）不按规定停放车辆并拒绝改正的。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占用道路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的，责令改正，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暂扣车辆，应当当场出具合法凭证，并告知当事人自暂扣之日起三十日内凭有效证明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当事人超过三十日不接受处理的，注销号牌、证件；经公告，超过三个月不接受处理的，可以作为无主车辆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暂扣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并在对违反规定行为处理完毕后及时返还；因保管不当造成车辆丢失或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非机动车发放牌证或者故意刁难、拖延办理非机动车牌证的；
　　（二）对不符合驾驶条件、未经考核或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操作证的；
　　（三）违法扣留车辆、行驶证、操作证的；
　　（四）依法当场收取罚款，不开具罚款收据或者不如实填写罚款额的；
　　（五）使用暂扣的非机动车辆，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处理无主车辆的；
　　（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收取费用的；
　　（七）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吴莹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与职业法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体现了我国司法的民主，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

　　一、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还尚存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陪而不审”现象突出，陪审功能难以实现。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判，有相当一部分只重在参与，把参与的程度停留在“陪”的层面上，没有从实质上去“审”。这种“陪而不审”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陪审”是只“陪”不审。在庭审过程中，多数陪审员只是坐在审判台上，庭审完全由审判长进行，他们仅仅是一种陪的角色；二是“合而不议”。在合议案件时，虽然法律赋予了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由于陪审员介入案件时间较晚，对案情事先不了解，对法律专业知识又不熟悉，使其不敢贸然发言。加之其对职业法官存在依赖心理，在表决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履职比例严重失调，监督作用有所弱化。我国现有立法没有对人民陪审员的个案选任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随机选任机制也没有真正确立，实践中许多法官更倾向于挑选已有陪审经历和经验或与自己关系比较好的陪审员，这显然进一步削弱了陪审员对法官的监督制约作用，而且会造成陪审员之间工作任务的不平衡。这样，即使有陪审资格的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于实际参审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或少数案件，也会使代表性变得毫无意义。 　　
（三）选任状况比较混乱，日常管理趋于随意。实践中，正由于陪审员的选任状况比较混乱，致使陪审员的管理无从下手。虽然人民陪审员的任务是审判，但它不属于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结果法院只能用不能管；又因为他们不属于司法行政人员，司法行政部门也不管；原单位只管本职，不管兼职，也无法管；权力机关只管选任，产生后也不管。由于无人管、无单位抓，这支队伍多是放任自流，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建立和健全。陪审员往往是随着人民法院的需要而出现，随着法院不需要而消失。
（四）陪审员职权不明确,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陪审员在审判中究竟应该具有哪些职权和责任,法律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规定。这就使陪审员的具体运作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使其地位没有了保障。在实际中,法官往往在庭审时安排陪审员宣读一些程序性文字材料,如有关案件当事人权利的规定等,甚至陪审员在整个庭审活动中一句话都没有，就算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了,在作出判决时,虽然陪审员有着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对自己的意见不敢坚持从而自然地产生一种权威屈从的心态,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这样,陪审的作用无从发挥,产生了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独立的表决权,就是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也就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这也是近年审判中陪审制度弱化的原因之一。
（五）法律专业素质偏低，案件质效难以确保。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中，对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要求并未作出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只是非常笼统地规定了人民陪审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在任用人民陪审员时，没有明确的标准及严格的条件限制，再加上本来人民法院对陪审员制度的不注重，直接导致了任用人民陪审员的随意性和平民化，直接导致了人民陪审员的素质偏低，无法正确适用法律行使好审判权；
（六）陪审待遇相对偏低，陪与不陪进退两难。一方面是法院不愿请。部分法院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不愿推行陪审制度，往往作出折中的选择，就是让少数几个人经常充任陪审员，成为半职业化法官，这样既维护这个制度，又减少了相关成本；另一方面是陪审员不愿陪。陪审员到法院陪审，势必影响其本职工作，加之有的陪审员所在单位管理严格，参加陪审会影响其经济收入甚至评级、提职等，陪审成了负担。尽管《决定》对于陪审员在陪审期间的收入、交通费、伙食费等予以了规定，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陪审员的人身保障、政治保障等未作规定，这也是造成陪审员难请的原因之一。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之所以存在以上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误区：
一是人们观念上的误区
（1）对人民陪审员作用和地位的误解。认为人民陪审员是借助陪审制获得审判权的，其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参与审判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且在防腐拒变功能上缺乏特别之处。个别法官认为陪审员仅仅是在法庭上和法官并座，只是一种形式主义。专业法官因职权形成的权威是陪审员难以达到的，专业法官有可能诱导陪审员，压制其意见，使陪审成为附庸。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往往影响了双方的工作配合，最终导致人民陪审员变成摆设。
（2）对陪审员制度与法官职业化建设关系的误解。法官职业化建设要求法官队伍走精英化的道路，从法官的遴选、法官的条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些人认为广泛来自于民间、与法官素质相差较远、未受法律专业知识培训、缺乏审判实践经验的陪审员经过任命后就享有了坐堂问案的资格，且与法官享有同等的审判权，此举将会降低审判质量，影响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进程。
（3）对人民陪审员影响诉讼效率的误解。过份强调审判的法律效果，认为在法律适用和审判活动中，只要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诉讼的效率就会提高，审判的最终目的就会达到。而对办案的社会效果即审判的结果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接受则不予重视。片面认为由于陪审员的参与，法院既要为这项制度的运行支出费用，又要为选任费周折，还会为一个案件的数次召集费时费力。
二是客观因素的制约
（1）规范缺失现象严重。首先，人民陪审员制度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完善。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规定相当混乱。人民法院组织法中陪审制度不再是一项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也没有把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刑事诉讼法仍将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
（2）选任要求不够具体。由于相关法律对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要求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在任用人民陪审员时，没有明确的标准及严格的条件限制，直接导致了任用人民陪审员的随意性和平民化，从而严重影响了陪审员的整体素质，同时也损害了陪审制度的严肃性。[2]大多数陪审员都不具有法律基本知识，因此，他们参与法庭审判，只能凭自己的经验、阅历来判断各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对证据的评判只能根据常理，情理和道义的标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情理不能代替法律，现实中有许多合理不合法的现象。长此以往，陪审员不但起不到弥补法官知识不足的作用，还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审判的质量。[3]
（3）职权界定不够科学。有关法律规定，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时享有与职业法官同等的权利。但陪审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享有的权利不可能与职业法官完全一致，究竟陪审员参审时享有哪些权利和承担哪些义务，《决定》及其他相关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回答。人民陪审制度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上存在的“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陪审员的职权同其专业素质不对称。许多陪审员称，其“不愿意参加审判活动，主要是觉得自己对法律什么都不懂”。一般公民参加审判活动，其主要价值在于利用其有别于职业法官的生活经验与民间智慧，提高对案件事实的审断效率，而要求其对高度专业的法律问题进行判断和运用，则是“强人所难”。其实，英美等国陪审团制度，正是对陪审团和法官进行了权力分工，才使陪审制度“轻而易举”地推行。
（4）责任机制不够健全。实践中，陪审员不履行或不当履行陪审职务的现象比较突出，有的在法院通知其参加陪审时拒不到庭，有的违法审判，有的枉法裁判。最高法院在其制定的有关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办法中，明确规定办错案应受追究的审判人员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而把陪审员排除在了责任追究的范围之外。《决定》第十七条规定陪审员有上述行为时，人大常委会可以免除其陪审员职务，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这一规定，对陪审员不履行或不当履行陪审职务尚未构成犯罪的，只能免除其陪审员职务，而不能追究其经济或行政责任，这显然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因为《决定》第一条类同于《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即强调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时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但两者在强调权利的同时，都没有规定人民陪审员与法官有同等义务，这也进一步说明在制度设计时，让人民陪审员的能力、权利与义务相适应是必要的。
（5）管理监督存在真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考核作了相关规定，明确法院政工部门负责人民陪审员的人事管理工作，但对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却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在实践中，有的法院没有明确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机构，有的法院对人民陪审员的人事管理和参加审判活动的管理相脱节，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监督不到位，陪审员推脱参加审判活动的现象没有得到相应处理，而且对如何保证人民陪审员的公正与廉洁还缺乏有效可行的具体措施。
（6）陪审经费缺乏保障。法院的公用经费来源于地方财政拨款，陪审员的选任、管理、培训是法院的一项常规工作，此项工作的开展需要法院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陪审员参与审判的工作、交通费等补助需要法院支出，这些新增款项财政并不一定有专款足额支出，这会令本来就相当拮据的法院财政雪上加霜。加之法院又很难精确地对每年的实际办案费用做出预算，致使陪审员费用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从而间接地影响了陪审制度的推行和陪审员参审的积极性。
（7）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法官自由权过大。《决定》对必须实行陪审的案件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
　　实践中,有的法官出于 “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愿意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在司法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会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笔者认为，应确立陪或不陪由当事人定的制度和机制。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是否要陪审法律不宜做硬性规定，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若当事人要求陪审，法官有义务为其找陪审员。这时，应至少有需要数量3倍以上的陪审员供当事人挑选，候选者要当庭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从而使当事人在选择陪审员时有一个了解的机会，当事人对陪审员有申请回避权。这样就真正使陪审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三、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建议：笔者就陪审员制度应该完善的措施，提几点粗浅的建议：

　　一是要从立法上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把好进人关，提高人民陪审员的门槛，以保证人民陪审员的素质；
　　二是要采取各种方式对陪审员进行业务培训，定期更新人民陪审员的知识层面，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并对陪审员进行必要的考核，持证上岗，保障陪审员在陪审过程中真实发挥作用；
　三是加强陪审员制度的权责意识，注重对陪审员的政治思想教育，陪审员既然是经授权行使与审判人员等同的审判权利，其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就应视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员。因此，适用法官的所有权利、义务、责任和监督体制，也都应适用在人民陪审员的身上。
　四是明确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案件范围。通过诉讼法的修改程序或在陪审员办法中明确陪审制度适用的具体案件范围，防止当前的随意化现象。
　五是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力范围。人民陪审员到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履行下列职责：审阅所陪审案件的材料；参加案件调查；参加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或案件的调解；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遇有下列情形，有权向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认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处理确有错误或者显失公正而在合议庭未能解决的；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六是从待遇上解决陪审员的工资、奖金和福利等问题，解除陪审员的后顾之忧，激发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改变陪审员是廉价劳动力的现状，这也是对陪审员的劳动的肯定和尊重。
　　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低一直是陪审制度的诟病所在。因为审判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行为。法官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公务性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正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法院的地位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娴熟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渊博的社会综合知识、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和言词表达能力。许多法院普遍认为陪审员缺乏法律知识，文化程度也很低，因而在参加合议庭审理和评议案件的活动中，很少发表意见，有的只起到“陪坐”或者“陪衬”的作用，建议多选任学者型陪审员。
　　文化素质高、有专业特长，反映了法院对于社会精英的要求，但从我国当前受教育程度看，高学历、专业强的人才毕竟是少数，如果对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要求过高，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的目标。
　　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可以在确定前主动放弃其参与审判的权力。但一旦参加审判，就必须保证按时参加审理案件。
　　“权力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在于公共利益，弃权必使公共利益受损，有违设立权力的初衷，所以权力不可放弃”。因此，对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审理是强制性的，只要确定其为陪审员后，则不允许无故缺席。在审理过程中，其承担的职责亦是强制性的，不能随意放弃。真正做到犹如审判人员的职责。
七是选任陪审员的程序上，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是保证这项工作制度有鲜活的、强大的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它既是人民陪审员担任者基本素质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基本条件。法院在选任人民陪审员过程中体现要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