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一九八九年相互供应货物和付款议定书
中国政府 蒙古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一九八九年相互供应货物和付款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根据两国政府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在北京签订的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０年长期贸易协定的规定，签订本议定书，条文如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物供应，应按照本议定书所附的第一号和第二号货单办理。这两个货单是本议定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二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相互供应的货物和同此有关的一切事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供应部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和双方对外贸易机构间所签订的合同办理。
第三条 根据本议定书相互供应的货物价格，以世界市场现行价格为基础，由两国对外贸易机构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协商确定。两国出口商品的计价单位使用清算瑞士法郎。
第四条 本议定书所规定的一九八九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货款支付和同交货有关的费用的结算，从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银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办理。为此，双方银行相互开立一九八九年清算瑞士法郎的无息无费贸易帐户。
该帐户记载议定书规定的相互供应货物的货款支付和同交货有关的费用结算。
清算瑞士法郎贸易帐户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余额在一九九０年三月底以前经双方银行核对一致后转入一九九０年清算瑞士法郎贸易帐户，并由债务方用货物偿还。
与上述帐户和结算有关的技术问题由双方银行商定。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蒙古铁路运送货物而支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过境运费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经中国铁路运送货物而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境运费的结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银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应相互开立第四号过境运费卢布特别帐户。对第四号帐户截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余额，双方银行应在一九九０年三月一日以前进行核对，核对结果所确定的差额按照中蒙两国政府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签订的《关于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贷款的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其中百分之四十用于偿还中方贷款，剩余的百分之六十按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联国家银行公布的卢布对瑞士法郎的汇率折算转入一九八九年清算瑞士法郎贸易帐户。
第六条 本议定书的有效期限自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在乌兰巴托签订，正本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刘 岩 纳·巴布
（签字） （签字）
摘要：在当下的时代意蕴中，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反映了社会对司法正当性的需求。同时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密切联系群众、重调解、实事求是的办案作风，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我国多年的司法实践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以来，在移植、吸收西方先进法律文化制度的过程中，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质的审判方式值得重新审视与反思。笔者希冀通过剖析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司法改革带来一些启示:在社会转型时期引导公众对司法的科学理性认知，为法治奠定、积累社会基础，从而推进全民参与式地司法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渐渐由司法的工具型切实地向目的型有所延伸，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
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今天重回人们的视野，并成为热议的话题和实践中借鉴的模式绝非偶然。它的回归，说明了经过多年的司法改革和实践，在呈现出一种“城乡二元化”生态结构的中国社会中，依然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由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回归，能够理性的感知到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意义——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甚至进一步构建我国现代法治都必须根植于中国的实际。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含义及特征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含义
1944年1月6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第一次提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这一概念。同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通过典型案例总结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经验。
在马锡五审理的案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华池县封捧儿婚姻案，马锡五受理此案后，深入到区乡干部和群众中了解真实案情和一般舆论趋向，最后召集当地群众进行公开审判，除讯问各当事人的要求和理由外，还广泛征询群众意见，
取得共识后，当庭宣布判决。宣判之后，受罚者认为自己罪有应得，口服心服；群众认为是非分明，表示拥护；封捧儿与张柏的婚姻受到法律保障，更是皆大欢喜。通过这一案例，惩罚了违法者，正确宣传了边区的婚姻法律，提高了民众的法制观念。[1]
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人民司法工作者，马锡五就是这样长期从事人民司法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经常携案卷下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巡回审理，就地办案；实行审判和调解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的审判作风，坚持法律原则，忠于事实真相。由于他执法严正，刚正不阿，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他的审判方式被成为‘马锡五审判方式’。”[2]以后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作为民事诉讼，而且作为整个边区司法工作的原则和经验加以推广。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征
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当时的报刊和工作会议曾经进行过多次评论。
具有代表性的是1945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工作》一文，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详细地归纳为8点：〈1〉走出窑洞，到出事地点解决纠纷；〈2〉深入群众，多方调查研究；〈3〉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法令；〈4〉请有威信的群众做说服解释工作；〈5〉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征询其意见；〈6〉邀集有关的人到场评理，共同断案；〈7〉审案不拘时间地点，不影响群众生产；〈8〉态度恳切，使双方乐于接受判决。集中概括起来，就是“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1945年12月，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将马锡五审判方式归结为三项原则：〈1〉深入农村，调查研究；〈2〉就地审判，不拘形式；〈3〉经过群众解决问题。同年，马锡五在延安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又将这种审判方式归结为“就地审判，不拘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解决问题。”[3]
站在今天地角度去重新审读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具体特点，可以大体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了解案情
忠于事实真相，是司法工作者必须惜守的一条重要原则。司法干部正确处理案件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把案件的本来面目了解清楚。边区的广大地区是农村，案件都是在群众中发生的，案情的是非曲直，真假虚实，群众最了解，最有发言权。因此，必须走出法庭，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全面调查，才能实事求是地掌握案情，为正确处理案件奠定基础。如上文中所举的封捧儿的案例中，马锡五同志对于证据的真伪，口供的虚实，非常认真地进行核实，做到一丝不苟，事实求是。深入了解案情始末，依据法律原则，全面地分析案情。
第二，简便手续便于人民群众进行诉讼
马锡五同志牢记边区司法工作者便利人民诉讼，保护人民利益的神圣职责。他深感“人民常常要到数百里外的法庭中进行诉讼，化盘费，误农时，是当事人很大的负担”，“不为陈规束缚，不被形式纠缠”，创造了一系列便利人民诉讼的好方法。他携卷下乡，亲赴出事地点，联系群众，就地审判；组织巡回法庭，定期巡视所属各县，检查司法工作,并随时随地受理上诉案件。
第三，依靠群众，在群众参加下依法合理判决案件
密切联系群众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基本方针,“革命的司法工作者，必须面向群众，随时征询群众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设身处地体会群众的感情与要求”。在实践中，调查审讯都有群众参加，竭力求得全面正确，是非曲直摆在明处，然后把调查研究过的情形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使多数人认识上一致，觉得公平合理，再行宣判。既合原则，又通人情，不仅双方当事人服判，其他事外人也表示满意。
第四，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审判方式
谢觉哉同志曾指出：“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即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当然这里所说得主要适用于人民内部的讼争，包括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马锡五在处理案件时，不是简单地一判了事，而是根据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深入细致思想工作，针对当事人的特点和心理状态，晓以法理人情，说明厉害关系，既合乎政策原则又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在处理“调判关系”问题上，他主张“宜调则调，宜判则判，不拘形式”、“审判与调解结合”。这些主张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灵魂所在。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背景与成因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原因及背景
1、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当时的档案，地方志和统计资料表明，边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农业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首要位置。而工业在当时的产业结构中也是不成比例的。[4]以至于在经济方面，“继续发展经济，是一切建设的根本。全部经济建设中，农业第一。”[5]这样，“边区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决定了边区的产业结构，边区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边区以农业为主，而天灾和生产工具等决定了边区居民与边区政府生存的艰辛；同时，伴随着军事财政的变化，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加剧了边区政府对农业的极度重视。”[6]相应的，由于地貌等自然因素和生产力落后一系列原因，人口分布分散，交通不便，使得边区的诉讼成本提高，除了路上的盘缠之外，还有时间的代价，加重了诉讼的负担，也严重影响了生产。
在个人诉讼与社会生产、个人权利与边区生存之间，产生了冲突与张力。陇东的地貌、土地及灾情使得这一冲突更加明显、也更加剧烈。这样一来，发展农业、不违农时，成为一切经济发展的核心，也自然成了当时司法工作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