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法律问题研究

蒋拯（西南政法大学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摘要〕 在《住房保障法》起草中，有关部门提出设立“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对现有经济适用住房制度进行改造。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涉及诸多法律问题，需要法学界深入探讨。本文对“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的由来、相关权利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主体间的连带责任和风险负担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住房保障法，探讨

作者介绍：蒋拯（1972-），男，布依族，贵州独山人，西南政法大学2009级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全日制)，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法规处副处长；研究方向：物权法、房地产法。重庆，401120。

一、“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提法的由来
《住房保障法》于2008年11月被列入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该法起草工作，目前《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已进入审查阶段。该征求意见稿参考了英国“共有产权”保障性住房制度和我国淮安市的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模式。英国“共有产权”的保障性住房模式是：“共有产权”的房屋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供应对象是低收入家庭。购买者可以先取得房屋部分产权，没有取得产权的部分缴纳租金，在收入增加以后必须买下整套住房，政府再用该资金建房。［1］(p.72-73)淮安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模式是：将经济适用房划拨土地变为出让土地，住房价格参照商品房执行政府指导价(一般低于同期、同区段商品房销售价格的5%-10%)，购房人实际出资额与房价总额的差价显化为政府出资，按购房人和政府各自的出资比例构成共有产权。以此替代传统经济适用住房的保障模式，变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的“双轨制”为“单轨制”。而比例主要分为政府和个人5：5和3：7两种。共有产权住房上市或退出时只要购买政府的产权部分或按比例与政府分成即可，并实行人性化操作办法，即５年内原价购买，５至８年加同期贷款利息，８年后则按市场评估价购买或按比例就转让收益分成。因家庭困难不能购回的，就像原来的经济适用住房一样继续使用。［2］该征求意见稿提出由政府和个人共有经济适用住房。拟规定：配售的住房由承购人和政府按份共有，共有份额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核定。政府的出资额按照土地出让金减让额、税费减免额、财政贴息额之和计算。购买住房满五年，承购人经批准可以按照届时住房市场价格购买政府享有的住房份额，取得全部份额；也可以按照届时住房市场价格将共有的住房整套转让，所得收益按照共有份额分配，政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2010年4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按照配售经济适用住房时承购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确定上市所得款项的分配比例、政府优先购买权等管理事项。其中，政府出资额为土地出让金减让、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之和。”近年来，上海市将申购者和政府以一定比例“共有产权”的模式引入经济适用住房，受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广泛欢迎。［3］可见，我国“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已进入探索实施阶段。
二、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一)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共有人—— 政府和承购人之间的关系包括行政关系和民事关系。共有，是现代物权法的一种所有权形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主体就同一个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的法律制度。［4］(p．235) 在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持有及退出过程中，政府的审批及监管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或者保障对象对住房保障审核、调整、退出的决定以及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作为共有人，根据《物权法》平等原则，其间的共有关系本身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关系。
(二)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涉及四个“ 共有”问题。第一，对土地使用权的共有。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一个小区的土地使用权是没有具体划分到户的，而是由各个房屋所有权人(业主)共有。在购买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时，土地出让金已算入房价之中。在将来土地使用权续期需要交纳土地出让金时，将会要求各共有人分担。第二，对房屋所有权的共有。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顾名思义就是由政府和个人按一定比例共有经济适用住房所有权。第三，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共有部分的共有。在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由政府和购房人共有的同时，政府和购房人的联合体与其他业主共同享有建筑物共用部分之所有权。第四，购房人家庭对所购经济适用住房涉及的诸项财产权利的共有。建设部等七部门2007年发布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明确经济适用住房制度解决的是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由此可见，购买的主体是家庭(房产证上可只表现为家庭成员之一人)，家庭成员之间自然对所购经济适用住房形成共同共有关系。
(三)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的共有性质是按份共有。［5］(P．345-352)《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的思路是：配售的保障性住房由承购人和政府按份共有，共有份额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核定。承购人的出资额按照保障性住房的配售价格计算。政府的出资额按照土地出让金减让额、税费减免额、财政补贴额之和计算。购房满五年，经批准承购人可以按照届时住房市场价格购买政府的份额，取得全部份额；也可以按照届时住房市场价格将共有的住房整套转让，转让所得收益按照共有份额分配。如果比例确定得不合理，将会使政府和购房人的利益失衡，不能实现公平、公正之目的。存在的问题是维修基金、装修费用、“三通费”如何分担？是否纳入共有人共同负担范围？
1.关于维修基金是否应列入共同负担范围。建设部、财政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商品住宅的业主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数额为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至8%。第28条规定：房屋所有权转让时，结余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随房屋所有权同时过户。由于政府与承购人在共有经济适用住房时，实际是共同成为了该住房的业主。加之，五年后上市转让给其它承购人时，成交价实际上是考虑了维修基金剩余额度的(新建住宅前五年维修量少，满五年交易时维修基金剩余比例较大)，由原购房人独自交纳(不列入共有份额)，而由政府与其按比例分成不公平。因此，房屋维修基金应算入房价由政府与承购人共同分担，而不宜将其列在房价外由购房人自己交纳。
2. 关于房屋装修费用是否应列入共同负担范围。由于装修费用不菲，是否由政府和个人共同负担，法律上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直接影响共有产权比例和共有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份额。有人认为：尽管政府与承购人共有，但住房由承购人居住，故装修费用应由承购人支付。此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缘于对我国住房产业政策不了解而发出的片面之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8年再次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装饰装修管理的通知》（建质〔2008〕133号），要求各地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办发〔1999〕72号）和建设部《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导则》（建住房〔2002〕190号），根据本地实际，科学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取消毛坯房，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全装修成品房。在这一产业政策背景下，对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如果还规定装修费用由承购人自付(不列入共同负担范围)，这必然致生两个问题。一是如果经济适用住房本身就已是全装修房，再将装修费用扣除，而由承购人自付，这显得不合情理，与物权法也相背。因为根据添附理论，装修后的部分已添附到住房上形成一个所有权，在算房价时不应将装修部分排除而仅计算毛坯房价格，这在实务上很难做到精准计算，也不经济。二是会导致地方政府抵制“推广全装修房”这一产业政策，致生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如果硬性作出规定，那么为了避免出现全装修房在剥离装修费用由承购人自付时出现的尴尬，地方政府在推广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时，可能会将房源局限于毛坯房。因为售给承购人后，由购房人自付装修费用显得名正言顺，政府还节省了共有成本。但是，这一做法的代价就是直接违背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另外，在满五年后卖房时，所作的装修也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有人在买房时要求把原来的装修拆掉，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也不应鼓励)，如果出卖后由政府和承购人分成，人们不禁要问：政府分成的权源基础是什么？这不正是政府与民争利的证据吗？如果政府可以无缘得利，承购人将宁可选择不装修。其实，买房后没财力装修的家庭是不少的，政府拟推行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或低收入家庭，政府的提法时有不同)的住房困难，那么按国家产业政策使之住上全装修房有什么不可呢？为此，笔者认为应按国家产业政策推广全装修房，如果是毛坯费，应将装修费用列入总房价，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
3.关于“三通费”是否共同承担的问题。有不少地方的承购人在接收房屋时，还要交纳几千元的“三通费” (水、电、煤气等配套设施的开通费)。而《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商品房价格应当包括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笔者认为，贵州等地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这些设施的开通是房屋正常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应将“三通费”包括在房价内。就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而言，满五年上市后，房屋的这些配套设施也是继续存在并发挥功能的，在共有产权语境下，由承购人单独支付，明显没有正当且充分的理由。因此，国家应统一规定“三通费”包括在房价内，由政府与购房人共同承担。
(四)政府和购房人的权利义务。
1.政府的权利。第一，实施监管的职权。要求承购人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履行审批职责。依法就承购人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专有所有权及共有所有权的行使情况进行监督，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第二，参与行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成员权、专有所有权之处分权。政府有权与承购人就行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成员权进行协商，选出代表行使业主的重大决策权。有人认为政府不必享有成员权，实属不当。政府与承购人共同作为业主，当然应共同享有成员权，按照按份共有之物权效力，当政府持有份额在50%以上时就显得尤为必要。反之，政府不行使业主之成员权，却要遵守业主委员会之决定和物业管理规约，实属不公。《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之不动产，以及对共有不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政府对建筑物专有所有权之处分权的行使，亦有权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与作为共有人之承购人共同协商行使。第三，对住房使用情况的检查权。对住房进行检查，是确保承购人依法使用经济适用住房的应然要求。应赋予政府在至少一名成年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进入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检查使用情况。第四，对承购人份额的回购权和共有住房上市后的收益分成权。赋予政府回购权，这对经济适用住房在保障对象之间实现流转，充分发挥经济适用住房的保障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赋予政府住房上市后的收益分成权，这正是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之所在，该权利之行使，将使政府获得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从而扼制通过经济适用住房进行权利寻租及牟利行为。［6］(P．36)
2.政府的义务。第一，不得侵入住宅。基于私有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法谚和承购人隐私权的保护，政府不应留有共有住房的钥匙(这也可减轻政府责任)。政府人员要进入共有住房检查时，必须有一名承购家庭成年成员在场。政府亦不得安排外人与承购人家庭共住。当然，承购人有违法嫌疑时，可依法进行搜查，则另当别论。第二，不得将持有的共有份额单独转让给其他人。如果政府将自有份额单独转让给其他人，则会形成两个家庭对房屋的共有，必将影响承购人的居住。故政府之共有份额只能转让给承购人或与承购人之份额同时转让给具备购买资格之第三人。第三，服从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遵守管理规约。《物权法》第78条规定：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成员权人，享有业主权利时，亦承担相应义务，此为建筑物维持其功用的必要条件之一。政府作为共有业主，自然不能例外。第四，搞好机构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政府应搞好政务公开，提高监管及服务质量，建立高效、公正的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机构及其体系，以便与承购人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
3.承购人的权利。第一，占有和合理使用的权利。承购人作为使用人，有权占有并按住房的用途进行合理使用，但不得破坏住房结构或使住房功能受损，也不得擅自出租或出借所购经济适用住房，否则有违该制度之初衷。第二，行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专有所有权、共有所有权和成员权。我国《物权法》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共同管理的权利”即指成员权，其它两项权利为专有所有权和共有所有权)。［4］(P．166)承购人作为共有人，具体占有和使用经济适用住房，有权行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专有所有权、共有所有权和成员权，但在行使专有所有权之处分权以及成员权之重大决策权时，应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与作为共有人之政府共同协商行使。［7］(P．81)
第三，购买政府份额的权利。政府应履行在住房上的积极责任，充分发挥住房保障功能，“尊重人们追求财富的进取心”。［8］(P．715)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承购人承担部分购房压力，待其经济条件好转时，鼓励承购人购买政府份额获得全产权，同时使政府将回收的资金用于为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保障。对承购人购买政府份额的申请，一般来讲政府都应允许，除非承购人出现应被强制退出共有关系的情形。第四，依法处分自有份额的权利。承购人有权将自己的份额交由政府回购，也可在满足一定年限后与政府协商将房屋上市交易后分成，以退出共有关系。为了减轻承购人购房压力，应允许其用所购住房的自有份额抵押贷款用于购房。承购人自有份额所对应的价值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也可遗赠给他人，但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能否取得住房所有权，则有待政府批准，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只能就原承购人份额变现后对应的价值继承或受遗赠。另外，应参照英国的共有产权住房制度，允许承购人在一定条件下经批准将房屋之部分出借或出租给其他人居住。［1］(P．72)这是因为随着家庭成员情况的变化，比如小孩上大学后有一房间空出，承购人将该空余的房间出租给他人居住，既能给别人带来便利，又可以给自己带来收益，符合物尽其用原则。至于承购人还有别的住所，拟将经济适用住房全部出租，则应重新核查其购买资格，由政府将其份额回购。
4.承购人的义务。第一，交纳物业管理费。《物权法》第98条规定：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就实际而言，政府出资但没有直接占有、使用房屋，承购人直接占有、使用共有住房而没有向政府付费，将该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和养护费用由承购人承担，应属公平。因此，物业管理费应当由承购人交纳。第二，正确使用住房，负责房屋专有部分的维修。承购人应依住房之用途而为使用，不得改变住房用途和结构，不得损害其他人利益。《侵权行为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另外，房屋公共部分的维修此前已论述由维修基金支付，而专有部分的维修，承购人作为具体使用者，当然自己负担。第三，服从政府监管及报告的义务。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承购人应服从政府监管，并就其违法、违规及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使用住房过程中，在房屋处于危险之虞时，以及出现需要重大维修等情形时，应当及时向政府报告。第四，服从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遵守管理规约。承购人作为业主，承担该项义务当属应有之义。
(五)关于政府和承购人的连带责任和风险负担问题。
1.建筑物致人损害的责任。一是脱落、坠落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5条规定：“建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政府作为房源的提供者，作为共有产权人，当建筑物发生脱落造成他人损害时，应当共同承担责任，根据《物权法》第102条之规定，当属连带责任。而房屋交由承购人实际控制并使用，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当由承购人承担责任。二是倒塌责任。第86条规定：“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当政府作为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单位，当然应根据该条对受损害的人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政府将所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给承购人，对承购人当然应承担房屋质量瑕疵担保责任。而当承购人致使该房屋倒塌造成他人损害时，承购人应对该他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应对政府的所有权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2.费用交纳的连带责任。前已论述维修基金应当共同交纳，故作为共有人之政府和承购人当然就维修基金的交纳负连带责任。至于物管费追缴问题则值得研究，第一，在房屋还未销售给承购人，政府作为所有人时，应由政府交纳，而不管是否有人居住。承购人购买该房屋后，作为部分产权人之承购人占有和使用住房，由其交纳物业管理费是合理的。就事实而言，承购人交纳物管费，对住房的价值维持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二，经济适用住房的承购人有不少是低收入家庭，生活尚且困难，拖欠物管费的情形难免会存在。如果此种情况下政府承担连带责任(承购人的份额实际上是可作为担保的)，会使小区物业管理得以正常运行，实是一举多得的做法。
3.关于政府连带责任的豁免问题。《物权法》第102条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有人认为，在《住房保障法》中应规定“承购人和政府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笔者认为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应按民事法律关系来分配法律责任，而不能轻易排除共有人之法律责任。政府的豁免责任应受到严格限制，否则就是对法制的破坏，必将对其它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政府在维修基金和物管费的交纳上应负连带责任，而不应在《住房保障法》中以条文排除之。
4．关于风险承担问题。由于不可抗力，比如地震、水灾、战争等原因致使房屋受损，应根据按份共有规则，各自承担所受损失，自无疑义。
　(六)共有房屋登记问题。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 建设部令第168号)第13条规定：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共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可以由相关的共有人申请，但因共有性质或者共有人份额变更申请房屋登记的，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 第24条规定：房屋登记簿应当记载房屋自然状况、权利状况以及其他依法应当登记的事项。而《物权法》第104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因此，在房屋登记时应对政府和承购人的份额作出登记。而对相关的重要问题，也应在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协议中明确。此外，《房屋登记办法》第25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根据房屋登记簿的记载，缮写并向权利人发放房屋权属证书。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房屋权利的证明，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等。申请登记房屋为共有房屋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在房屋所有权证上注明“共有”及各自份额等字样。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屋和土地登记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
注：此文已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参 考 文 献

［1］秦虹.英国住房的共有产权制度[J]，城乡建设，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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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锋．上海探索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模式［EB/OL］．［201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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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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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试论洗钱罪

刘成江


一、洗钱的含义及其危害
　　洗钱，其最初的含义与犯罪活动并无任何关系。但是，“洗钱”一词的含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某些与犯罪有关的新现象的出现，“洗钱”一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本世纪50、60年代以来，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日益猖獗，由于来自犯罪活动的大量非法收益容易引起警方和税务官员的注意，所以需要通过洗钱技术来隐藏这些非法收益，或者将其混入合法收入中，使之呈现出合法的可消费形式，以便割断它与犯罪的联系，逃避追查并享受犯罪成果。实质上，这种行为是为了把犯罪行为获取的赃款黑钱所具有的非法性这一“污点”清洗掉，使之变成像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的“干净钱”，从而达到逃避法律惩治的目的，这便是现代意义上的洗钱。
现在，洗钱已发展成为一个有着高额利润的、复杂的犯罪领域，并成为国际一大公害。洗钱行为不但能够掩饰犯罪分子的罪行，使其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且由于洗钱一般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还将严重妨碍金融机构的正常活动，为使犯罪合法化，就必须去拉拢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以他们作为保护伞，从中起着庇护和掩饰的作用，成为腐败的温床。更甚至于，它是其它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的润滑剂，是其不可或缺的“生命线”。如果没有洗钱技术的帮助，犯罪分子无法享受其巨额的非法收益的话，那么犯罪规模就会比现在小得多，而且远不及现在的犯罪实施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二、洗钱犯罪的特征
　　洗钱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有必要从犯罪学的意义上探讨其与其它犯罪的显著差别，从而概括出其特征。这样有利于刑事立法上对洗钱罪的认定。洗钱犯罪从产生到现在已发展了数十年，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洗钱罪呈一出有别于其他犯罪的特征：
　　（一）缺乏可识别的受害者。洗钱犯罪不同于一般的街头犯罪，犯罪结果或犯罪危害能为人直观感知。洗钱犯罪没有可识别的受害者，其行为本身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可谴性，所以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说来，警方想要直接发现犯罪的发生是很困难的，只能依靠间接的申报材料或者一些其它的数据分析。即使这样，发现的犯罪数同实际犯罪数之比也是很低的。
　　（二）复杂性。洗钱的手段众多，几乎银行提供的所有服务都可能被洗钱者利用。另外，一项洗钱阴谋可以使黑钱在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前，通过众多的国内外的商业公司和金融机构。洗钱阴谋是如此的复杂，有时甚至于参与其中的专业人士，如银行家、律师、会计都无法察觉。下面是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1989年查获的每月洗钱数额达2500万美元的洗钱团伙，该团伙的复杂洗钱过程如下：1.毒贩用箱子和袋子装好贩毒赃款运往纽约、休期顿和洛杉矶的“屏幕珠宝店”2.在哈里伍德、佛罗里达、罗纳尔、瑞芳英，炼金商开办“屏幕金店”并假装和洛杉矶珠宝商做买卖，以制造一个表面上合法的商业经营假象。3.将现金装入卡车，运到洛杉矶市区的珠宝批发处。4.洛杉矶的珠宝商将钱存入银行，利用伪造的交易证明用以解释巨额现金的来源，这样就躲过了现金申报。5.洛杉矶珠宝商随后以电汇的方式将赃款转移到纽约，又通过电汇转移到乌拉圭的蒙得维亚。6.在蒙得维亚，掩护毒赃的货币兑换者又把钱转移到哥伦比亚麦德林?卡特尔的帐户上。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洗钱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转移上。
　　（三）专业性。当今，洗钱已发展成为高度复杂的、国际性的专门行业。由于洗钱要涉及国内外复杂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绝非一般的犯罪分子可做到，唯有熟悉国内外金融法律制度的专业人士才能胜任，所以犯罪分子愿意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专业人士的服务，而一些律师、金融机构人员、投资专家等为谋取暴利也愿意为犯罪分子提供洗钱服务。
　　（四）国际性。由于不同国家在洗钱的管制和制裁上存在差异，有的非常严格，如美国，它在金融方面有一套严格的反洗钱申报制度，而且对洗钱犯罪的刑事处罚非常严厉，最高刑可监禁二十年；而有的国家根本没把洗钱活动犯罪化，更有甚者，还存在有利于洗钱的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洗钱的天堂。洗钱集团可以把黑钱转移到这种管制不严或没有管制的洗钱天堂进行清洗。另外，为了逃避司法官员的追查和罚没，洗钱者一般都利用各国主权管辖范围的限制，将黑钱在数个国家之间转移，给立案追查设置障碍。当今，由于各国法律规定的不同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跨国间的反洗钱协作非常困难。另外，洗钱的国际性不仅仅指洗钱犯罪涉及的地域范围非常广泛，还包括犯罪技术的国际化。先进的犯罪手段会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所以，建立国际间的反洗钱协作，是反洗钱对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五）资金的密集性。犯罪集团获取的犯罪收益，大部分为现金，尤其是毒品交易几乎百分之百采用现金交易。因为，现金利于伪装，也不容易留下交易痕迹。在金融市场与信用制度较发达的国家，其使用现金密集程度较底，如英国、法国等。其现金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4%左右。而对于金融市场与信用制度不发达的国家，如中南美、东南亚等国家，其现金密集性高过20%以上。这种国家很容易成为黑钱的集中地。如果一个地区的现金密集性在某个期间突然升高，很有可能是洗钱活动正在进行。下面是美国的一个例子。美国政府通过联邦储备局在各地的分行，了解当地金融机构现金盈余情况，以察觉有无洗钱活动存在。1985年联邦储备局迈阿密分行公布了当地有现金60亿的盈余后，连续几年，在联邦政府严密地调查南佛罗里达银行的营运状况下，1988年后迈阿密的现金盈余大幅度滑落至45亿美元。于此同时，由于洗钱活动转移的结果，洛杉矶的现金盈余从1985年的1.66亿爆增至1988年的3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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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洗钱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所谓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通过提供资金帐户等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非法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其构成特征如下：
　　（一）洗钱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的客体。其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即主要是破坏了金融活动管理的正常秩序。同时，还侵犯社会管理秩序，妨碍正常的司法活动。因为洗钱罪往往与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多联系在一起，洗钱活动的成功无疑会促进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的膨胀和发展。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法利益，犯罪分子会不择手段地进行抢劫、盗窃、贩毒等犯罪活动，自然会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况且，洗钱行为本身是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收益的不法来源和性质，要达到这种目的，犯罪者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设置重重障碍，采取各种反侦查手段阻止、破坏司法机关的查寻，不遗余力地对犯罪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进行掩饰、隐瞒，从而给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带来了种种困难。可见，洗钱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多样的。
　　（二）洗钱罪的客观方面。从行为的手段上看，洗钱行为表现为采取提供资金帐户的各种方法，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1.必须有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应当注意，这里掩饰、隐瞒的只能是犯罪行为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源和性质；2.掩饰隐瞒的必须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源和性质。3.必须是采取了提供资金帐户等各种方法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国刑法具体列举了五种掩饰隐瞒上述三种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方式：a.提供资金帐户的；b.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c.通过转帐或者其它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d.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e.以共它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
从行为的表现形式上看，洗钱行为表现为作为还是不作为，各国规定并不相同。多数国家的反洗钱立法仅仅针对故意掩盖犯罪的非法所得并将其投入合法流通之中的作为行为规定刑事责任；也有的国家反洗钱立法同时规定不作为行为也构成洗钱罪。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由有关法律明文加以规定，对于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和有洗钱嫌疑人的金融交易，金融机构必须及时向主管机关报告，在不履行这种报告义务时，金融机构的有关职员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至于其主观罪过如何，洗钱后果是否发生在所不论。这种规定显然把不作为也纳入洗钱罪的行为表现形式之列。
　　我国刑法规定，成立洗钱罪必须是采取了掩饰隐瞒犯罪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非法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并没有特别规定履行某种特定义务，应当说，这是作为的表现形式。但笔者认为，并非不作为在作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构成洗钱罪。随着我国反洗钱立法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制的逐步加强，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将对反洗钱工作承担更多的义务，如果没有履行这种义务，那么有关人员将承担因不作为所实施的洗钱犯罪的刑事责任。洗钱罪的危害行为表现形式虽然以作为为必要，但并非排除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会有不作为构成。
　　（三）洗钱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自然人主体要求必须是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四）洗钱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其犯罪目的是为了掩饰、隐瞒犯罪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所以，严格地说，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明知是毒品，走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和收益而故意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
四．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及其范围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如前所述，犯罪分子通过贩毒、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途径获取非法收益后，一般并不会明目张胆地投入使用。因为这样容易引起司法机关的注意而被绳之以法。所以他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极力掩盖从事贩毒、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非法所得的钱财的性质和来源，从而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犯罪分子在实施贩毒、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并获取非法收益后，接下的便是考虑如何掩盖这些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的问题。实施犯罪并获取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两个过程是前后相连、密切衔接的。没有前者犯罪获得的不法收益，洗钱行为就是无掩饰、隐瞒的对象，也就不可能实施洗钱犯罪。二者是一前一后，是种“上游”与“下游”的关系。因此，有的学者把洗钱犯罪称为下游犯罪，而把获取洗钱犯罪所要“清洗”的赃款黑钱的贩毒、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称为上游犯罪。
　　2．对于哪此犯罪应纳入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之列，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只将其限定为毒品犯罪，即贩毒罪，如泰国；有的将其规定为某些严重犯罪，如瑞士，印度尼西亚；有的国家则把所有犯罪，包括一些经济违法行为也纳入其中，如菲律宾、俄罗斯。我国刑法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规定仅限于三种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这是意味着构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洗钱罪，只有对上述三种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非法来源和性质进行了掩饰、隐瞒方可。问题在于，对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范围进行界定则并非易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黑社会组织盗窃、抢劫、敲诈勒索来的非法所得能否属于本罪的非法所得？如果属于本罪的非法所得，则洗钱罪所涉及的范围就比较宽了。”
　　笔者认为，判断盗窃、抢劫、敲诈勒索非法所得能否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必须理解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有组织结构、有名称、帮主、帮规，在一定区域、行业场所所进行危害社会秩序的非法团体。以这种非法犯罪团体的形式出现实施犯罪行为，不管其采取的是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何种方式均构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显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与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行为方式并不排斥。所以，只要是通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获取的收益，无论是以盗窃、抢劫、敲诈勒索哪种方式出现的，对其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进行了掩饰、隐瞒的，都构成洗钱罪，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以个人或一般犯罪集团的身份实施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并取得不法收益，而不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出现实施上述犯罪，即掩饰隐瞒了这种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也不能构成洗钱罪。
（二）洗钱罪的犯罪形态
　　洗钱犯罪到底是举动犯还是结果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正确分析洗钱罪成立既遂所应具备的条件。举动犯是指行为人一经实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即告既遂的犯罪行为。行为犯是指行为人着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并达一定程度时即成立既遂的犯罪。举动犯与行为犯成立既遂必须以某种法定的危害结果必须发生，而结果犯则是指成立犯罪既遂必须以某种法定的危害的结果作为前提条件的犯罪，法定的危害结果的产生是成立结果犯的一个先决条件。在洗钱犯罪中，成立犯罪既遂，必须是行为人采取了法定的五种方法，实施了掩饰，隐瞒三种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被掩饰，隐瞒的结果，在所不问。也就是说，对于洗钱罪而言，发生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被掩饰，隐瞒的危害结果并不是其成立既遂的先决条件，只要行为人实施犯罪实行行为达到一定程度就够了。当然，行为人刚一实施犯罪实行行为，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也不能成立洗钱罪的既遂，只是以未遂论。例如，行为人以提供资金帐户的方法为他人洗钱，不料在银行存赃款的当时便被发现并抓获，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已有着手实施洗钱罪的行为还没有结束。因而就只能成立犯罪未遂，不能以犯罪既遂论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洗钱罪既不是举动犯，也不是结果犯，而是行为犯。
（三）关于洗钱罪没收违法收入的范围
　　在惩治洗钱罪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没收违法收入，我国刑法也不例外，新刑法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这一处罚方法，即凡是洗钱罪所“清洗”的毒品犯罪，均予以没收。这就涉及到洗钱罪所没收的违法收入的范围问题。其实，界定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不难，关键在于，如果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被犯罪分子融入正常的商业活动中为他人所得，而他人取得收益时主观上并不知道并且没有责任和理由知道是犯罪收益，此时，对他人在正常商业活动中取得的上述犯罪收益是不是予以没收呢？亦即洗钱罪中没收违法收入的范围是否包括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收入。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对待：
　　1．如果善意第三人取得财物时是无偿的，应当予以没收。对于善意第三人取得财物时是否没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管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还是无偿的取得财物，均没有返还的义务，所有人无权向善意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另一种意见认为，所有人可以向无偿取得的善意第三人请求返还。笔者认为，对于善意第三人无偿取得洗钱犯罪中的犯罪收益是否没收，应以上述第二种意见为佳。理由在于：首先，该善意第三人无偿取得的犯罪收益，实际上是当收归他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其次，善意第三人在无任何代价的前提下取得犯罪收益，吕然是出于善意，但对之没收并不会造成本人受到无端的损失；再者，对善意第三人无偿取得的犯罪收益予以没收，可以避免犯罪人事发后为躲避收缴犯罪收益时遇到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对于善意第三人无偿取得的犯罪收益应予以没收。
　　2．如果善意第三人取得犯罪收益时是有偿的，只要犯罪收益没有超出有偿部分，就不应当予以没收。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犯罪收益之所以不应当没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财产没有返还义务；第二，善意第三人取得犯罪收益，其本人是无辜的，甚至还是洗钱犯罪的间接受害者，如果没收其有偿取得的犯罪收益，势必会直接损害其合法权益，造成其财产无故受损，这是不公平的。第三，没收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的犯罪收益，还会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引起正常的经济秩序紊乱，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有据于此，笔者认为，对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的犯罪收益，只要其取得部分没有超出有偿部分，就不应当予以没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