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审判权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制度重构。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审判权独立的前提下完善对审判权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现代各国普遍确立的一项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表明我国宪法确认司法独立为一项宪法原则。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来保障，而司法独立正是这些原则和制度当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关键一环。独立是司法的形式要求,公正是司法的价值体现,独立的目的在于公正,公正需要独立来维护。总而言之,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审判权独立运行的意义
（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1]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2] 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 [3] 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5] 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7] 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以容忍的。
二、影响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原因
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虽然得到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支持，但由于体制、制度、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干扰法院执法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比较突出，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当前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因，既有法院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法院系统内部自身体制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财政体制的原因
这是困扰法院发展的一个主要难题。当前法院本身没有独立的财权，财权由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所掌握，他们决定着各级法院的经费。法院的办公条件和装备的好坏、办案经费的多寡、法院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的高低等等往往均取决于本级政府所给予的经费的多少。法院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依附于政府，使地方政府有干预审判的物质决定性条件。这种财政体制使审判难于摆脱地方行政干预，使统一的审判权被行政区域分割开，法院变成纯粹为地方服务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
（二）领导体制的原因
目前在领导体制上，各级党委、人大与法院的关系，还存在着权限划分不清的情况。宪法规定了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同时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原则。在实践中，县以上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员会，负责领导、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但是，党的政法委与人大、法院、检察院的权限划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许多单位干预审判，给法院尤其是主审法官造成很大压力，更主要的是有时干预是代表单位还是代表个人难以分清，往往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
（三）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再看有关人事权，法院中领导干部的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审判人员本身也由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指派权。可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地方各级法院拥有人事方面的控制权。在这种财政、人事两大重要权力均隶属和依附于地方权力的现状下，要求我们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而不受其他外来权力的干涉实在是勉为其难，除非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有足够强的法律意识和大公无私精神。倘若人家真的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问、干扰或刁难法院的审判，我们是很难抗衡的。
（四）执法不严的问题。国家为了保障法院依法审判，在法律中对妨害诉讼的行为有明确的强制措施规定。但在实践中，有些单位和个人严重违反法律应受到制裁而受不到应有的制裁，从而致使作假证、不依法协助、有能力履行义务而拒不履行、侮辱殴打法官事件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法院的形象和权威，妨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
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已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可以看出，法院正通过改革内部机制，努力实现司法公正。但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这并不仅仅是法院通过自身改革所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三、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几点意见
要保证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独立审判问题上真正实现立法与现实的契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和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实行司法预算和编制独立是审判独立真正实现的必备保障。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二、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监督体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 。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但是应正确处理独立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法院是由人大产生的，要向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必须掌握在一定限度之内，否则就会侵越审判权，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法院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审判工作只有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才能把握工作的方向。但是必须明确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即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工作的领导。党必须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加强对人民法院的领导，其目的是实现法制的统一，审判的公正。逐步使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变为法官自觉审判公正的行动。
第四，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法官自身的高素质是保证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许多国家，法官是一个十分神圣的职位，成为法官既是一种荣誉又是一个梦想，但从法学院学生到律师或司法实习生，再到法官是一个艰苦、漫长而充满障碍的过程,这也就保证了实现司法公正可能性的提高。美国关于法官的六条标准，都是关于道德和品格的，可见个人素质和修养对法官来说是何等重要[8]。
第五，应当着力提高法官待遇。目前我国法官的级别待遇是与公务员相同的，这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情况是不符的，根据法官职业的特点，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是可行的。实行高薪制，可以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发展，吸引更多优秀的法律人才进入法院工作，并使其能抗拒腐蚀。
总之，司法独立是一个涉及到体制、观念的复杂问题，它不是单凭构划一个制度蓝图就能解决得了的，但它需要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从制度的重新架构入手。应当承认，我们的体制对司法工作的一些特殊性质还缺乏认同，在本质上还未给法律和法院以应有的尊严，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倾听和借鉴，而不能一味地套用行政、立法等工作的方法。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就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倘若能放松对“守门人”的束缚，为他创造更加广阔的自由空间，让他“头顶是灿烂的星空，心中是崇高的道德法则”，我相信，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　 　　　

参考文献：
1．[美]丹尼斯•诺德著，张茂伯译：《法律的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95页。
2． 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2页。
3．[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4．[美]福布森著，刘静译：《倾斜天平》，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5页。
5．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6．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8．施海燕：《法官职业化建设需要职业化法律监督》，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4期。

　[内容提要]

　　近年来，民间借贷现象在社会上广为盛行，由于管理不规范，加之高息诱惑，其成为一些人非法谋利工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债务人由于经营亏损，不堪支付高息，而选择跑路、自杀等，致大量放贷人利益受损，引发放贷人集访、集诉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稳定，民间借贷的规范问题迫切需要立法解决。

　　关键词：民间借贷 相关问题　立法规范 探析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等行业的不断发展，热门行业的创业与投资人越来越多，在行业发展过程中，以房地产行业为主的一些民营公司、企业主，在资金不足而向银行贷款困难的情况下，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便出现了广为向民间借贷的现象，且逐渐呈行业化。由于管理不到位以及受利益因素驱使等影响，民间借贷行为成了一些人非法谋利的工具，引发大量纠纷，出现了债务人携款跑路、自杀，债权人到政府等有关部门上访、围堵、控告或到法院集访、集诉，有的不堪承受损失而自杀，也有的选择采取违法手段拘禁、绑架甚至杀害债务人等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活动迫切需要加以立法规范。为此，笔者结合当前民间借贷现状与实际，对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其立法规范加以简要探析，供广大同仁商榷。

　　一、民间借贷的现实状况

　　当前，民间借贷行为由于管理的不到位，借贷目的与用途较以往发生了本质变化，正由以往的“借钱应急”转变为“借钱放贷”，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以“钱生钱”的方法来“空手套白狼”的现象，在高利息的诱惑下，高风险往往被抛在脑后，从普通公民到从事实体经营者乃至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等等，都纷纷加入到放贷的行列。他们中，有的人是用自有资金放贷，而更多的是从亲戚、朋友、熟人或在熟人介绍下从他人处低息借款再进行高息放贷，还有的人利用公职等身份从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再高息转贷；放贷主体由个人逐步向机构化发展，而借贷主体则是向少数人或公司、企业集中；放贷形式呈“滚雪球”模式，利率也节节樊高，一些地方的放贷月利率低的2%—3%，高的5%—7%，有的甚至高达10%、20%以上，民间借贷走向了必然崩盘的高风险状态。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结合以上情况来看，当前民间借贷活动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借贷利率过高，缺乏有效管控措施。面对高利率的实际，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对民间借贷利率有限制规定，但这些规定只能在进入诉讼环节才能发挥作用，在非诉环节起不到管控作用。

　　二是放贷主体“转型”，资金流向过于集中。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城镇居民、普通职工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往往是第一手放贷人，他们的钱往往是先放到经过“包装”的社会无业人员、商人或老板以及善于吹嘘的个别国家工作人员或理财、担保公司等手中，这些人再高息转手放贷给他人，经过一番倒腾，资金往往流向相对集中的少数人或公司、企业。

　　三是放贷金额巨大，普遍没有抵押担保。从各地处理的案件来看，涉案金额少则数千万，多者过亿，多都没有抵押担保，绝大多数的债权都将无法实现，放贷人损失严重，无法弥补。

　　四是借款用途“变味”，权益受损影响稳定。如今的借贷行为，虽然一些资金可能最终流向实体公司、企业，但其间的多次加息转手行为，最终决定实体公司、企业要为此支付高额利息，直至财空业倒；当他们无力还款而选择携款跑路、挥霍浪费或以死了债时，致大量放贷人利益受损，从而引发集访、集闹、集诉，甚至打嬴官司拿不到钱，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五是公职人员参与，严重影响形象和工作。从涉案主体来看，不仅放贷人中有国家公职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案的主体也出现国家公职人员的身影。放贷人中，他们有的为了获取利差，低息套取金融信贷资金高利转贷，涉嫌了高利转贷犯罪；有的利用身份优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他人款项，数额巨大，涉嫌犯罪；还有为他人借款作担保，以致成了被告和被执行人等等，致放贷人到其单位闹事，既影响单位和自身工作开展，也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

　　三、民间借贷的立法规范

　　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立法、行政等多渠道、多措施地加以引导、处理和规范。

　　1、拓宽资金投资渠道，鼓励引导以资入股。积极为民间闲散资金的投资寻找出路，鼓励引导中小微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赋予投资者股东权利来提高投资的安全性；也可以在政府机构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或投融资信息平台，为放贷人、借贷人提供投融资信息服务，形成有供有需有管的阳光下操作信息平台，帮助有资金而无处投及有需求而无路借的双方“牵线搭桥”，来构造互利安全的投资渠道，减少民间资金投资风险。

　　2、降低银行信贷“门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业管理机构应积极探索，如何在保障银行资金安全运营的前提下，提高金融业的服务水平，充分发挥金融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

　　3、引导完备借贷手续，趋利避害确保安全。要通过新闻媒体加大对民间借贷问题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公民遵法守法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维权能力，提醒公民放贷要设担保，警惕高息诱惑。

　　4、严格规范民间借贷，遏制非法经营获利。通过立法规定“放贷人只能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放贷，否则行为违法，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约定的利息不予支持，放贷人已收取的利息依法收缴；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另行追究法律责任。”，以此来加大“空手套白狼”的责任和风险，有效限制放贷人不愿、不想、也不敢轻易去借别人的钱来放贷，因为一旦这样去做，当借贷人不按约履行时，其利息请求不仅不能实现，本金也可能面临风险，从法律层面有效遏制非法经营行为。

　　5、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公职人员行为。国家要出台和完善相关管理规定，细化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明确规定公职人员不得从事的行为及其法律后果；要规定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哪些情况下不得为公职人员出具收入证明；在可以出具证明的情况下，要注明用途，以此来避免公职人员为他人担保，规制其高息转贷行为，并通过加强监督和警示教育，教育、引导和规制广大公职人员不去为、不愿为、不敢为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6、依法加大打击力度，有效管控借贷行为。公、检、法等部门应相互配合，加大打击力度，共同防范民间借贷的异化。人民法院要严把立案关，发现有犯罪嫌疑的，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要设立非法集资案件群众举报电话或信箱，及时查处举报案件；还可在公安、检察院、法院、工商、审计、银监等部门建立起相关信息共享机制或网络，以便依法及时掌握相关公司、企业的经营动态，将“非法吸储”扼杀在萌芽状态。通过以上措施，来有力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